“是呀，居然都没有吵起来的念头。”
“到底是我们没有因为爱情结婚，还是我们不会经营婚姻？”其实我对某些中国式的婚姻很是费解。男女结婚后，就变得不那么矜持。女性可以开着卫生间的门，一边方便一边跟你说话。内衣、短裤等贴身的东西，大大方方地挂在很显眼的地方。有时候换衣服，连窗帘都懒得拉。对自已卫生的要求远不如对家里卫生的要求高。我想起妻种种“劣迹”。
“两者都有吧。”秋说。
“也许！”我应和道。
“这个话题有些让人不爽！这样，你休息休息，然后想想怎么安排后面的事情，用不用我来张罗一个场合，把大家伙都叫来，我们好好地聚一聚！”秋说。
“不，不，还是没有想好！”我急忙制止。
“为什么？我很不理解你的做法。”秋说道。
“我只是不想打乱别人的生活。”我笑着说。
“你呀，真是读不懂。那你就在这里待着，想出去我就拉着你到处转转。只要不出呼伦贝尔，地点随你选。”秋说。
“好，有要求我一定会提出来的。”我说完，示意真的需要休息一会儿。秋就到卧室里忙乎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拿着一个包，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进了自己的卧室。再出来笑着说：“那间就是你的了，有个问题，如果我不想回那个房子，与你同处一室不会感到尴尬吧？”
“不会，不会，也不是青春期的孩子了。”我笑着说。其实心里多少有些介意，但又不好直接说出来。
“那就好！去睡会吧，中午，我们去吃一顿西餐如何？”秋说。
“不不，早上吃下去的东西还没有消化，中午不吃，晚饭早一点吃就可以。”我说。
“悉听尊便！”秋笑着说。
我到卧室躺下。看着天花板上的吸顶灯，一时思绪万千。我一直没有提起洁的名字。而秋也没有提起。俩人好像约定好谁也不提。但终究会有一个人先提的。她会主动说？还是我会主动问？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如果她不说，我会主动询问的。
回忆这东西真是顽固。无论你有多想忘记它，多想抹掉它，可是只要你的思想有那一丁点的空闲，它就会抓住这个时机跳起来，把你的脑子占满。
1993年的9月份，我在补习三年之后终于接到了一所大学的通知书——呼伦贝尔大学。那个年代的高考，总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我的六年高中生活里（补习三年），我从一个优等生迅速地滑落到差生的行列。不能只怪早恋这个原因。其实我是善于学习文科知识的。但是我却选择了理科。到了高二的下半学期，像物理、化学、生物，对我来说，简直好比天书。我几乎放弃了对它们的希望。一次次地补习过后，我幸运地赶上了扩招。如果没有那次扩招，我想我一辈子也踏不进大学的门坎。
就这样，那年的九月末，我来到了海拉尔，进入呼伦贝尔大学学习。我记得我们系所有的新生都站在学校的篮球场上，分班的程序相当简单。两位班任站在排前，手里拿着我们的名单。我们属于信息管理专业。那时候计算机信息管理是个热门。一个班任叫一个学生的名字，这位学生就是她班的。另一位再叫一个名字，拉走下一个学生到她的班级。我无意关注是谁把我挑走。学生们在悄悄地说话话，彼此打探对方来自于何地。于是，我发现，至少有50的学生来自于本市。而其他地方来的，比如我，也占到50。谁是本市的，谁是旗县的，从穿着、言谈举止，大体可以看得出。
为何如此，原因是呼伦贝尔分为岭南岭北。所谓的岭，就是大兴安岭。岭南的扎兰屯、阿荣旗和莫力达瓦旗，与黑龙江接壤。那里的口音就是东北口音。但又不是纯正的东北口音。在平卷舌上，我们岭南来的学生经常读错。但是，本市的学生却发音非常标准。一二三四声完美得接近于北京那边的发声。两位班主任显然都是先从本市考生下手，他们一个个站出来，排成两队。他们继续说着话，骨子里的优越感无处不在。他们中居然有高中同学，校友，初中校友的，一会儿就混得很熟。
当那个班主任要点到我的名字时，愣了好一会儿。我想她一定是犹豫了。是选我，还是另外一个。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站在原地。我们俩个对视了一眼，笑了笑。
那个男生叫李绪东。后来才知道也是我们扎屯一中的学生。绪东弹得一手好吉他，也曾向他拜师，一起厮混过的日子算起来满满一个学期，于是成为唯一且最好的朋友（伟民是老朋友）。去南方后回来的一次联系过，后来跟高中同学打听到他的现状时，他的结局却让人唏嘘。
就这样，我成了“计算机信息管理一班”的学生。我们分完了班就去了教室。班主任安排好座位，大家又领了一些教材。然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寝室。我仍记得我手捧着教材回到寝室时的绝望。我看着那些计算机语言之类的教材，不知所措。我怀疑自己已经与知识无缘了。我试图看进去，我即将要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不知道这玩意是让我们干什么用的。于是，我放下书，从里面挑出一本《大学语文》，看了几篇熟悉的文章后就扔到一边。然后抱着头仰望着上铺的床板想：完了，我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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