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目的很简单。
是后世的一国两治，你我划江而治，钱粮可以在南方征召，但是不能管理南方的政治，南方也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
咱们还是统称为一个朝廷，只不过有北唐和南唐的分别。
至于南唐的传承问题，李渊并不在意，反正没一个子嗣是他的。
长生不老的相应代价就是在子嗣上很难。
“父皇之意.”李世民犹豫了。
唐初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北方，南方不如北方，当年隋文帝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后没几年便攻下了南方。自古以来，就没有南方能灭掉北方的。
刘寄奴还是差了分火候。
他若是整军备战，不出十年必定平定南方。
可这十年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
而且以子攻父，先天上就比较被动。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现在整个大唐已经有些不稳了。
他的正统性正在遭受着怀疑。
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父皇旨意儿臣自然遵守，这个天下也必定是朕的，而不是其他人的。”李世民抿嘴道。
他一挥袖袍，便决定离开，反正现在待着也无济于事。
短短几月，整个大唐分崩离析，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李渊一笑，摇了摇头。
他还是希望这个贞观是那个万国朝拜的大唐，而不是积弱的朝廷。
万事在于人做。
南方还有很大的潜力需要得到开发，江南和湖广这都是粮仓，而且还有东南亚这个中南半岛，可是世界著名的粮仓，不拿到这个宝地真是羞于在世上走一遭。
你负责北面的夷狄，而他就对付南方的蛮夷。
双方会盟之后，李渊当即下旨重封秦王为皇帝，两人划江而治。
北面的称为北唐，南面的称为南唐，当然只是私底下的称呼，官面上还是统一唐。
而李世民也下了同样的圣旨，并且下旨赦免了李道宗等李唐宗室的罪行，凡宗室如果没有谋反，不得治罪。
河间郡王李孝恭听到这消息松了口气，他也没有什么称帝的大志向，只是想保住一家五口。
回到扬州之后，按照南朝的习惯，自然是以金陵为都，只不过金陵的皇宫早就破旧，于是先行修葺皇宫。
为了防止李孝恭一人独大，李渊不得不先搬到金陵，私底下用掠夺白莲教的财宝招揽兵马，按照长安的规格组建十二卫。
组建私军，一切合乎情理。
不久李渊就发现了李孝恭还真是个国臣，丝毫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对组建的三万新军没有丝毫染指的想法。
招募三万人马没什么难度，关键是军队的军官，李渊便下圣旨让医学院的士子前来。
可是医学院的士子有的愿意来，有的不愿来。
没办法，医学院也开始拆分为南北两个分校。
李渊一边让学生融入到新军之中，一边则开始了对新农具的研发当中。
开垦南方的土地是提高南方经济的重要措施。
和北方不同，南方土地肥沃，一年两熟到三熟，只要稍微辛苦点就可以衣食无忧，而北方土地渐为贫瘠，不断开发新的农耕方式。
南方与北方的农具水准，相差较远。
李渊派了三百人前往长安寻找当地农民取经，然后开始按照记忆中曲辕犁的样式制造。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曲辕犁虽然是唐朝的东西，但它大致成型在唐中期，而且是北方，南方经济开发还要到唐晚期和宋朝这时。
但仅有曲辕犁远远不够。
南方地多人稀，未开垦的农田一大片。
在宋朝有句话：苏州熟，天下足。
明朝也有句话：湖广熟，天下足。
虽然是夸张的说话，但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土壤有多么肥沃，粮食产出有多么富余，可是在唐朝这里还是一片片森林，瘴气横行。
开荒造林！
李渊当即下圣旨，如果在湖广开垦的荒田种植三年以上，那么这片荒田的五成就属于你自己，剩下的五成属于朝廷，而且享有三年的免赋税，剩下的公田以租赁的方式借给开垦者。
简而言之，就是你有能耐开垦多少田，种上三年后一半就属于你，剩下的一半算朝廷租给你的，而且在这三年还享有免赋税的权益。
在唐朝初期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确立租庸调制，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总体而言，“纳绢代役即为庸”，也叫“输庸代役”。
均田制虽然不错，但田地到底还是有限的，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精明，都想当地主。
再加上唐朝朝廷的公信力还是有的。
这道圣旨一下，南方百姓立刻开始沸腾，几乎所有人拖家带口的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