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我听在耳里，心里却是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培真也没有在意我的沉默。他双手在空中一划，高声说道：“我现在想着，先学个一两年，对父亲也算有个交代。到时候，培云的事过去了，我就回去。这辈人，生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年代，革命就是天赐给咱们的机会。要是不抓紧，过两年就说不定错过了，那可是天大的遗憾。”
说罢，他停下脚步，双眼热切地看着我，问道：“你呢，友然哥，你怎么打算。”
“我，那自然是先把学上完。”
“那毕业以后呢？”培真的语气虽说平和，可这话却是径直点向我心头。
“那还有三年呢，也没有太仔细考虑。若是再念个硕士、博士，恐怕还需要个五、六年也说不准。”
“念完博士呢？”培真已然是追问不止，而这次，他索性捅破了为我庇护的所有的掩饰，“加在一起，就算十年吧，到那时是不是就该回去了？”
面对培真，我无法说谎，只得摇摇头，叹道：“你说咱们是自家兄弟，所以我也就不瞒你。我真的不知道。本来，咱们来此留学，都是想着要报国，自然应该尽快回去的。可是现在，这里有了牵挂。我自己知道总有一天得下个决心的，只不过，现在能拖就拖了。”
“我们虽然没什么父母命、媒妁言，更不会有三书六礼，可我们俩心里都有了默契。”
“默契就是爱？”培真依然是不依不饶地一定要听我说出真话。
我转过头，只盯着马路对面的庄士顿门，不敢直视他率真的眼神。
“应该是吧。不过我没对她说过这个词，她更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才是默契嘛。”
“顺理成章，要恭喜你啦。”
校园中此时已进入午后的静谧，周末前的午后便更是如此。带着培真在哈佛园中四处观游，虽然聊得仍是欢愉，却少了以往的畅快，似乎两人在说话前都会想上那么半秒钟。
眼看着太阳渐渐偏西，培真终于说出了要道别的话。
“公寓里有电话吗？”我问道，“以后有事好联系。”
培真微微一笑，从上衣兜里取出自来水笔，把号码写在了我手上，“是怕又找不着我了？”
我自知他猜出了我前一段的担忧，心里也释然了不少，便说道：“前几个星期没你的音信，真是挺担心的。”
说道那几个星期，培真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难以琢磨，如若说是苦笑，毋宁说是一种骄傲。他的头向后一甩，用手捋住额前的长发。我忽然记起，以前的培真留的都是短发，现在这样子却是第一次见着。
“看看这儿，”他轻松地说着，还眨了眨眼睛，示意我向右眼上方，发际线处看去。那里有条一寸多长的伤疤。伤疤应该是新的，没有完全长好，还带着淡粉的颜色。
“拜‘给所有人自由和正义的国家
’所赐。”
培真看着我满脸的惊诧，放下手，让头发又盖住了伤疤，淡淡地讲来：“在旧金山一上岸，就碰见个移民官。他看着我不顺眼，说是我穿得太破，又坐的是统舱，怀疑我是工人而非学生。我气不过，就和他顶了起来。他就把我给扔到移民监狱里，等着驱逐。”
“你知道的，这坐监狱的事，我现在是家常便饭了，也不在乎。倒是另几个同船的中国学生，也给扔进来了，都急着写信想办法，把我也算了进去。”
“那你怎么没给我写信？白牧师说不准也能帮上忙的。”
“友然哥，你这话就错了。我来美国，既不是讨饭也不是做猪仔。他们的学校收了我的人，也收了我家的钱，他本就应该请我进来。要找人也应该找波士顿大学的人，怎么关你们的事？”
“我就拿在北京监狱里的办法和他们斗。学校的信来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理亏，一定得放人。放之前，他们可能是看出来我领着大家和他们对着干，就暗地里让一起关着的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来的家伙揍我一顿。他们本来是想做得不露馅，可我偏没给他们机会。打就打，打完了我们倒成了朋友，大家还都留了个纪念。”
“本来我想等这疤长好了再来见你，免得吓着你。后来想想，也算不了什么，老没我的信儿，反倒更让你担心。把头发留长点也看不出来了。”
他必定是看出我脸上还满都是不安，就又轻松地摇摇头安慰我道：“友然哥，你别担心。我没事的。不过倒是你自己要多保重。这儿终究不是咱们自己的地方。你有白牧师这家人，虽是不同，不过，”他顿了顿，语气也变得低沉，“不过，有些决心你即使现在不下，最后也是躲不过去的。”
见着培真的事我没有告诉白牧师或是伊莎白。隔了几天才假说他托了同学捎信，报了平安。白牧师做何想，我猜不透，可伊莎白必定是看出了我有心事，不过她只如往常一般，并不追问，而是耐心地等着我，等我自己准备好。
二零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我想请培真来榆园，他都推辞了。到了二一年的头上，眼见着春节将至，我却是连请他都不敢请了。
那阵子我和白牧师一家都在忙着排演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这是莎翁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剧，虽貌似轻松欢快，满是神话般的幻境，可内里却是藏着陈浆老醸，回味绵长。前一个学期，我在基特里奇教授的课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