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井沱的崔管事是最年轻的，比我还小着几岁，平日里也算是最能明白我的心思。看着左右无人答话，他清了清嗓子，开了口：“先生，抗战胜利了，大家自然都是高兴。这盐工们苦了八年，自然也是需要犒劳。”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只是，井上这几年也不宽裕。几次为抗战献金，咱们虽比不上余家和侯家，不是最多的，但您要是比上咱们一年的进项，咱们出去的可是最多的。”
“在此之外，咱们每年的专卖、附税、**副食费、防空费，这要交的名目不但多，而且年年加码。您看这附税，民国三十二年时每担是一百块，到了今年一月便长到了一千块，谁知三月份居然又翻了六倍，到了六千块。”
我点点头，言道：“这税吗，大家都是一样，毕竟是为了抗战，给前方杀敌的将士补点米、菜也是应当的。”
“先生，您这话说得对，说得对。可有些费用，却是单咱们李家背着。您看这为了给重庆运气，咱们先做气囊，垫付了不少，可这资委会付气钱总是得拖个三五个月。眼下钱毛得快，可咱们这盐价、气价都是前两年议下，为着抗战，也不好改。”
“可咱们毕竟是东家，再怎么难，总是比盐工们好过，难道不能想想办法？”
“先生，不是我们畏难，可您目下做了好人，也得给今后做打算，不是？您看，咱们这几口井，都是出气的好井，前几年虽是政府有拖欠，总是能挣着不少的钱。可自打年初这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直到昆明，咱们这气就基本卖不动了，这可就少了三成的进项。”
我默默地点头，心里也开始盘算这中间的利害。
“这还只是气。要说盐呢，目下卖得还好，可这不是胜利了吗，沦陷区一接收，那两淮的盐路一通，咱这盐还能卖多少也不好说。您提着给盐工发红的事也有几日了，我们几个商议了，实在是觉着不能把咱们这老底子都掏空了。”
崔管事把这话一说开，其他几位也都应声符合。各般道理说个不停，要么不能与其他盐号不同，要么不能让盐工盼着水涨船高，一年比着一年地涨工钱。
我看着这架势，总是不能硬绷着下去，便道：“那就减成六个月的工钱？”
这话似是也无大用，几个管事仍是摇着头，言道六个月的工钱算下来，也拿不出这许多现钱。
还是崔管事，看着左右总是摇头也不是个办法，便道：“先生，按照咱们现下的状况，拿出两个月的工钱还是使得的。要不就跟工人们说一共发四个月的工钱，两个月的现在发，两个月的到腊月再发，这样好歹柜上都有个周转。不过后一次，如果要稳妥，我看还是折成股份，再从今年帐上的盈余中分？”
崔管事这法子倒是得了众人的赞成，都说还是这样好，毕竟多出的工钱是从帐上的红利里分出来的，免得动了太多现银。
我看既然众议已决，也就不再坚持。中元节前，把两个月的工钱发下去。虽算不得多少，可毕竟是份心意，盐工们也多自欢喜。
谁知还没到月底，却是噩耗传来。国府未及还都，却已是厚薄毕露，虽还是吃着川人的，穿着川人的，用着川人的，淮盐归楚的大计却也是定了下来。
这几年各家盐井既为着抗战的国计民生，却也是为着往两湖贩盐不薄的利益都挖了新井，扩了灶口，不少还借了债，押了产。
此事若是当真，一旦两湖盐路断绝，像李家的老井这样，经营自然艰难，但煎熬几年或许还能恢复到抗战前小有盈余之时，而那些现在看似红火的大家，一旦还不上贷款，不要多久怕是就走上了王三畏堂资不抵债的老路。
为了这事，商会的各家盐商议了几次。一面是起了公文，上书省府和省商联，敦请上峰念及自贡抗战多年贡献，扶持自贡盐业发展，比照当年产量，继续官收三年。而另一面则是鼓动各家分头出面，去成都和重庆活动高层。
侯先生知道我家与表老有旧交，就劝我去重庆说动表老出面。一来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自然当帮着川人争这口气。而二来他身在朝野之间，正是所谓第三方面的领袖，若是振臂一呼，自又与当政者不同。
我听这话也颇有道理，便往重庆去了。到得重庆才知晓我这误打误撞地却遇着了天大的事情。国共为着抗战后国家的命运，开了最高层的谈判。
**和蒋中正二人在重庆聚首，一连谈了四十几天，而表老和民盟的诸位先生们居中调停，这些日子交际盘桓，为军国大事和兆民福祉而奔波。想来此时不便去叨扰表老，我便先去看望若颖。
那天中午，寻到歌乐山的中央护校，却是没见到若颖。问起同事，说她已请假几天，在家照顾抗儿。我心中挂念着他们母子，又怕抗儿生了病，便急忙地顺着指点，找了过去。
这地方就在中央护校的院内，两层的砖木楼，想来也是抗战时临时建起的。若颖住在二楼，敲了两下，门应声开启，却见若颖正哄着抱在手里的抗儿。
“老李，你来之前怎么也没说一声，正赶上家里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