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的诗句，被不少后来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们对政治环境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
陆机原本也打算写《三都赋》，但因为左思已经写了，他读过之后自觉已经无法超越，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陆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亦为佳作。
此外晋代还有一位对先灵派科学有莫大贡献的大家，是大医学家皇甫谧，也是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他42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
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7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朝鲜、日本的医生都把它奉为必读的书籍。
而巴拉克的生物克隆工程，特别是对克隆体的灵性基因再造和克隆人的灵能修行指导，都从这本书中得到了不少极重要的帮助。
此外先灵派最看重中国古代先灵的道佛等修行，晋代在道佛方面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好时代。
道家的养生学和养生术，是中国历史上古代养生法术的主要源流。道家养生饮膳法，本于饮食有节，求其相合相生；基于饮食适中，六味以淡为主。
而晋代道家代表人物葛洪指出：
“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
“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
“饱食即卧，伤也”；
“养生之法，但莫伤之而已”。
梁代道家代表人物陶弘景也指出：“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百脉闭则气不行，气不行则生病”。
道家经典曰：“体欲常劳，食欲常少，体劳无极，食欲无过，去肥浓，节碱酸，能中和者，必久寿也”。
可见，道家对于合理的饮膳也十分重视，对饮食有科学的见地。
此外晋代还有得道高僧法显（334年—422年），后赵平阳武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一带）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比唐玄藏西天取经还早了数百年。
他3岁出家做沙弥,20岁受比丘戒，常慨叹律藏残缺,誓志寻求。遂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前往天竺求法。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
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到主动拿进来的阶段转变。
其实法显并非西行第一人。中国西行游历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读《道行经》，觉得尚未尽善，遂往于阗，求得梵书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归，经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经》。最后士行终老于阗，所以法显成为西行取经回国第一人。
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根据《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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