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条制中，最核心的只有一点，宗室子弟之中，唯有具名爵者方拥有“司法豁免权”，其余人等，与所有权贵一般同受朝廷法制约束。
不过，为了维护皇室的神圣性，一点特权不给，也不现实，因此，倘有宗室成员犯罪，在正常的司法流程之后，还需宗正寺审核、复议，总之，宗正寺才掌握最终处置权。
可以想见，这份全新的宗室管理条制的出台，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于大臣而言，这是皇帝的妥协，皇权的自我约束，于刘旸而言，却是突出自我，增强皇权生命力的举措，各有所得。
促进宗室管理新条制的出台，或许就是刘晔杀人之事的积极意义了。虽然这分条制，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那么适用，毕竟，像寇准那样的铜豌豆实属稀有，但存在就是其最大的意义。
同时，冒犯折辱皇室宗王，也不是一点代价没有，即便再冠冕堂皇。首先开封府尹宋白就丢了权位，谪迁青州任知府，以其昏聩无能，虽然级别上降得不多，但政治地位的落差可谓直落凡尘。
至于挑起事端的寇准，则难谈好坏了，外放襄州知州事，正式主掌一大州，算是迈入仕途生涯一个新台阶，但皇帝同时又加了一道明诏申饬，说其狂妄自专，不知所以，皇帝对他的印象似乎不大好了。
另一个受到责难的大臣，则是尚书令吕端，以奏章上存在一字之缪，过去吕端虽然时常出现些小糊涂、小狼狈，但这一次，显然别有意味。
而随着诸王之事渐定，皇帝刘旸方得以把重心放到帝国军政的改革调整上，正式开启属于他的雍熙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