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又是二十来年过去了，王氏人才青黄不接，爵禄虽然继续传承着，但政治上却已然退化成一个普通勋贵家族了。这至少，与乾祐时期王朴在帝国、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为王氏嫡长，当代掌门人，王增多年以来，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筑家族荣光，把王氏重新带回帝国权力中心。当然了，理想是丰满的，但才具实在有限，熬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个湖北布政副使。于寻常官僚而言，这自是高官重职，但于兖国公而言，远远不够。
在这大变之际，王增主动找上荆王刘文济，其目的，当然是来投诚的。正常的努力，实在艰难，就只能走捷径了，而在过去的两年中，王增是默默关注着刘文济的权贵之一，他觉得，在刘文济身上，可以赌一把。
而对于王增的投诚，刘文济是意外多于欣喜，已经养成的谨慎性格的他，并没有接纳，而是交待他，当于此大变之际忠于职守、理政安民。
王增对此，不免失望，然而，却并不灰心，至少，荆王殿下并没有拒绝不是吗？紧跟着，王增便开始默默联系起来了，尤其是京畿那边，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势发展，做好随时支持荆王继位的准备。
烂船还有三斤钉，何况是兖国公王氏家族，有些资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没有，而一旦发挥起来，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力的，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连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盘，甚至冒险付诸于一定行动，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诡云谲、尔虞我诈。
腊冬时节的洛阳，除冷了些，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天子驾崩就仿佛对京畿士民没有什么影响一般，街市拥簇，交易频繁，喧闹依旧。
当然了，一点影响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货的采买与准备，皇帝驾崩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新年，注定没好过。
与此同时，驻守京畿所有禁军部队，都收到了枢密院的军令，全军戒严，禁止出入，违令者斩。洛阳周遭诸关要隘守军，也是如此。
在皇帝驾崩的情况下，就是枢密院实则也没有调动兵马的权力，但是一道戒严令，却还勉强在职权范畴之内。而所有的动作，只为保证一点，在新君继位之前，大汉军队，必须保持中立、保证稳定，这也是所有权贵们的共识，谁敢妄动，必遭围攻。
当然，巡逻治安、京畿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洛阳府及巡检司的差役、官兵们，也大举出动，严管出入。这也就导致，实际掌握着巡检司的老将常古真，一跃成为洛阳城内实权最重的少数人之一，无他，冲他手握的三万巡检司兵马，就得给他这个面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从底层一刀一剑打拼上来的老臣宿将，并且，其经历颇具传奇性。幼年惨变，青年复仇，中年从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够影响到帝国皇位的继承，参与到决定帝国未来的活动中
常古真是标标准准的“西征派”将领，在西北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刘旻对安西的“营所制”改革中，也成为营主之一，在安西体制下享受着真正封建贵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孙在安西经营）。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后，当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断的提拔，到达如今地位的。这，同时又反应出，自世祖以来，对寒门后进将帅提拔，以平衡传统勋贵将领的意图。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这个冬季，洛阳城中，包括在朝权贵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脸色行事，同时有更多人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几十年来都未感受过的“热情”。
洛阳的局势，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复杂、诡谲乃至荒诞的氛围中。最荒诞的地方或许就在于，皇帝驾崩了，除了宫廷、朝堂、官府挂起白幡，披上丧服，从里到外，自上而下，没有一点国丧的样子
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无后，生前有没有明确制定一个继承人，哪怕备胎都么有。这样的情况下，大汉的权贵们，心思当然都集中在，谁能承继大统，这个关乎帝国前途、万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来。
帝位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散乱局面，就更加剧其冲突与混乱，甚至让人诸多权贵无所适从。
不过，短暂的混乱之后，大伙便迅速适应了。人心固然难测，局面或许混乱，但利益却是永恒的，不lùn_gōng利还是私利。而基于利益而展开的帝位之争，梓宫运回紫微城后就已经展开了。
当其时，最先表态提议的，乃是宰臣寇准，他总是那般坚决而果敢，引人注意，干脆而坚定而表示，大行皇帝无后，当迎荆王刘文济为帝。
不得不说，在过济之间几乎没有超过同僚的关系，甚至没什么来往。当然，这也是刘文济刻意韬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讨好交结。
然而，当山崩之时，寇准却毫无犹豫、指名道姓地选择支持刘文济。其所持立场，也很简单，就坚决地秉持一个立场，太宗之后。而谈及太宗之后，数来数济了。
寇准代表的，实则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后”这个前提几乎是共识，只是，具体地来看，就有诸多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