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皇登基开始,大汉帝国属于康宗刘文澎的时代,也就彻底过去了。包括刘文济在内的历届大汉皇帝,论继位之平顺,国势之稳定,处境之优越,没有谁比得上刘文澎。
然而,八年的时间下来,今时之帝国比之平康初年,也发生了大变样,状况不是那般良好。
皇权势弱,朝政不稳,政治也难谈清明,权贵之间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脱缰野马般失去约束,冗官冗员,奢靡、攀比之风再起,太宗时代的种种规矩与优良作风被打破
唯一值得称道的,或许在于民间经济依旧极富活力,取得了更进一步发展,但贫富差距的拉大紧随其后,地方宗族豪强、乡绅地主猖獗之势复萌。
而从雍熙盛世,发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刘文澎显然身负不可推卸之责任,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备足够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场去自省,似乎又有几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论,康宗或许不英明,但足够聪明;他荒唐任性,但并不残暴;他好乐怠政,自尊自得,处事唯心,化国器为私用,视天下为私产,但对国家之伤害,或许还比不上史册上诸多“有为”之明君的功业之心带来的负面效果。
终康宗时代,虽然排挤了不少功勋老臣,贬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从未擅杀大臣。或许并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对于大部分人,还是给了一份基本的体面。
说到底,抛开皇帝的身份不谈,康宗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处在了一个不那么适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虚荣,没有进取心,祖宗传给他一份堪称历史之最的庞大资产,天下财货、亿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况下,不享受,不挥霍,不浪费,又让他做什么?
以世祖、太宗的标准去要求康宗,简直是对他的苛求,他是个凡人,有凡人的贪恶私欲,他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专制君主的作风与标准。
事实上,一直到死,康宗都还得感谢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们留下的帝国底子够厚,经得起他造,或许“康”这个庙号都轮不到他。
若是换一个历史时期,相同的作为,或许“僖”、“熹”、“闵”、“质”之类的庙号就给他安排上了。
关于康宗庙谥,朝廷内部也经过一番讨论,着实费了一些脑筋。恶谥是不可能的,否则平康时代的公卿大臣们何以自处,又将何以谢天下?溢美之谥又不能唯心地给,最终给了“康”这样一个非传统的上号,谥号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闵孝皇帝,实在是没法再往他脸上贴金了
当然,站在新君刘文济的立场上,或许更倾向于康宗一个下谥,不过,最终他还是认可了群臣的建议。从年号,到先帝谥号,刘文济都是一贯的从谏如流,这也是端拱时代刘文济治政的基调。
康宗毕竟是走了,给初登大宝的刘文济留下的,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麻烦的局面,大汉帝国显然又染病了,这一回,则需要刘文济这个“医者”来诊断、治疗。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还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位,这是一切作为的基础。对此,即便没有萧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与认识。
问题是严重的,挑战是艰巨的,然而,对刘文济来说,再难也难不过十数年失望乃至绝望的坚持与煎熬,难不过地数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蛰伏观望。
当刘文济登上御座,安居龙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诸国使节朝拜时,他便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然过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气与自信来源。
刘文济可不是稚嫩的刘文澎,从小饱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国体制内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经受过的磨难与历练,让他从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满了睿智,对帝国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远比刘文澎要清晰、深刻,当他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时,也更懂得怎么发挥其功能。
继位之初,重重压力,种种麻烦,就不断向刘文济袭来,即便他已经表现得足够随和、无害,但仍旧有人不断地来试探他。
但麻烦再多,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把握好朝廷的人情变化,处理好与权贵们的人际关系,即便暂时事无所成,刘文济至少能做到稳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问题上,刘文济干预的并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国权力中心的广政殿政事堂内,基本维持着康宗后期的配置。
而这样的结构,固然使得贵族势大,但于还没站稳脚跟的刘文济来说,却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获得来自寇准、徐士廉、向敏中、王钦若的支持,而这四人,已经帝国广大庶族官僚群体在中枢的代言人了,远不比当初。
要知道,当初庶族官僚其势最盛时,至少在中枢层面,是要盖过勋贵官僚的。当然,这也需辨证地排除皇帝影响之后再去看待,而整个康宗时代的发展,似乎也说明了一件事,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最终还是由功勋贵族们说了算
至于尚书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镇不住场子是一方面,刘文济继位过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买单。作为“首相”,从他站在慕容太后一边开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马。
不过,刘文济顾念其三朝老臣,及过往功劳,给了他一份体面,让他出任山陵使,监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后的国葬仪式。
这里需要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