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1020年），夏，结束了生平第一次出巡的皇帝刘文济，驻幸东京开封，这也是时隔十余年之久，大汉帝国的天子再度驾临此城。
长期以来，大汉一直在施行“两京并重，诸都作陪”的京邑制度，然“两京并重”的原则，实际上在开宝后期的时候，就已经有些被打破了。
一方面，符皇后崩于东京，对世祖皇帝来说开封是个伤心地，再加晚年的怠堕，基本不再履足。到了雍熙时代，十四年间，太宗皇帝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是在国家的治理、制度的完善、弊端的匡正上，开封倒也去过一次，但仅此而已。
至于平康时期，康宗皇帝同样也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不过在康宗看来，开封有的，洛阳都有，同时开封的宫室不如紫微城雄伟壮丽，行猎嬉戏的宫苑更不如洛阳西苑那般广阔丰富，同时又受制于一干雍熙辅臣，对东京自然提不起什么兴趣。等康宗亲政掌权了，心野的他就不是区区东京就能满足的了，南下北上才是他的选择
等刘文济继位，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巩固地位、重塑皇权上，进入建隆时代，随着刘文济逐渐发出属于他的时代强音，他也终于得暇将目光投向西京之外，东京方才进入到他的视野。
就像宫廷里的妃嫔，少了皇帝的临幸，就意味着失宠，就代表宫内地位、权势的下滑。虽然不可完全同日而语，但类似的道理，还是可以用在两京地位上。至少在过去的近三十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西京洛阳才是帝国最明正言顺的帝都，因为皇帝以及中枢朝廷在那里，大家也习惯于这一点。
但是这些人，显然并不包括开封，在东京士民心目中，他们才是天下的中心，是帝国崛起、平定天下、攘破四夷最为倚仗的力量。当开封为世祖皇帝赫赫功业提供支持时，你洛阳还只空有一个“古都”的名号，萧条残破。
当然，开封也有其骄傲的底气。政治上，地位虽有所滑落，但它依旧是帝国京邑，名正言顺的帝都，“东京”的名与实，谁也剥夺不掉。
人口上，开封是大汉帝国唯二破百万的城池。过去的几十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大汉帝国自南及北，不断冒出大型城市，到建隆时代，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比比皆是，甚至不乏突破五十万的，比如扬州、金陵、成都、广州、杭州、大名府、幽州者，但距离百万大关，仍旧遥远。
人口规模，从来都是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开封特殊的地方在于，当朝廷中枢机构、各大职司常驻洛阳时，它依旧保持着超过百万的人口。实事求是地讲，若是朝廷哪一天回迁开封，不需太长，只要有个三五年，以洛阳城的条件，绝对无法维持住“百万城市”的地位，这也是东西两京之间的差距所在。
经济上，就更无需多提，到了建隆三年，东京城依旧是大汉帝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全国第一，其经济地位无可动摇。居天下之中，集水陆之要，聚四方财货，这是东京无可比拟的优势。
过去的几十年，南方经济在帝国经济版图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尤其是东南地区，更是肉眼可见地盖过中原、河北了。但发展得再好，其财货最终都还要老老实实、源源不断地输送中枢，帝国花费巨大代价修建江淮水利、开拓南北河运，目的也在于此。
而每年由东南输往北方的盐茶粮布，那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物资，并且这些物资，大多是经由东京转运，最终上达洛阳以及分拨到其余北方道府州县。仅这一项，对东京经济的促进，就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同时，结合了海陆优势，并且在海外贸易风潮下加速了城市发展的南方沿海大城，其潜力固然巨大，但政治上的劣势是很难弥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京在帝国的经济地位，都是很难被动摇的。
另一方面，从太宗时期开始，洛阳就有缺粮的苗头了，每年也都需要从开封协调50-100万石各类粮米，以平抑物价，满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点，洛阳在面对开封时，就没办法过于傲慢。同时，来自东京的一些请愿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希望朝廷能够迁回肇业奠基的旧都，洛阳养不起朝廷，但开封可以。
此番，銮驾入驻开封，甚至被一些荣誉感爆棚的东京士民视为对洛阳的胜利，乃至于，已经有人策动着联合请命，让皇帝常驻东京了
当然，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可没有再大迁朝廷的念头，实在是不需要，暂时也没必要。同时，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动辄劳民伤财，刘文济也不是世祖皇帝，对这些决策只消一句话就能成行，他需要顾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还要多。
本次南巡归来，临幸东京，这是在出巡前就计划好的。刘文济做此决定，一方面是看重开封对洛阳巨大且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东京上下人心。
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京都的选择，开封纵有千般好，但就一点缺陷，便足以让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弃。开封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