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笑夫和老师同学一起，参观完了德国馆之后，前往参观日本馆。
在路上，沪上交大得常主任介绍道：
“2010年沪上世博会是一场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盛会，世博会运营过程中，几乎热门一点的场馆都需要排队2-3小时。
不同于其他展馆，日本馆采用特殊的游客准入及参观方式，彰显特色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使得排队参观过程发生几个不太愉快的小插曲。”
孙教授问道：“什么小插曲呀？”
常主任说：
“比如:进入场馆后继续排队，游客大呼上当。
在场馆外排队秩序还好，和其他热门场馆差不多，虽然烈日当头，但由于提前被告知需要排队至少3小时，游客们基本上能保持一定的耐性，在围栏形成的蛇形通道中基本能保持队形。
日本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场馆内部第一层也是等待区，当热情的游客迫不及待涌进场馆发现不过是进入第二阶段的排队环节，而且几乎是每半个小时队伍才动一次，这点和其他馆总是在动的排队方式有明显不同便开始有人大呼上当。
场馆内通道设置得较宽，导致本来成型的队伍变成一团一团拥挤的人群，在密闭的空间内空气不流通，人群比在场馆外越发拥挤。
一楼等待区设置了多处电子屏重复播放日本企业的广告及场馆的介绍，人群便开始骚动，情绪出现不稳定。
其实相邻的韩国馆场馆一楼也设置为等待区，但是半开放式的空间设计使得游客从场外也能看见里面的情形，有一个心理预期。
而日本馆封闭式的空间给场馆一楼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游客经过长时间等待进入场馆发现不过是更拥挤的等待区和广告区，自然会产生情绪波动。”
孙教授道：“人家本来是为了游客着想，尽可能减少游客在户外等候晒太阳的时间，结果去适得其反！”
常主任说：“是的！是的！”
王立志同学说：“场馆内通道设置得较宽，导致本来成型的队伍变成一团一团拥挤的人群，在密闭的空间内空气不流通，人群比在场馆外越发拥挤。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改进，可以设置相对狭窄得通道，减少拥堵人群啊！”
常主任道：“好像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改进。”
孙教授问道：“还有什么小插曲呀？”
常主任说：
“又比如，参观过程严格限制时间，游客中途退场。
在进入场馆之前游客被告知将进行1小时的参观，游客对参观内容抱有很高的期望。
进入场馆之后便走马观花迫不及待往前走，想要发现更多有趣的内容，于是在小剧场之前又进行了限流，形成第三个排队等待区。
滞留的人群进一步激起不满情绪，开始有游客要求中途退场，但在这个等待区和场馆一楼的等待区是没有设置中途离场通道的，导致部分游客不满情绪加重。”
李长河道：“看来之前的宣传不能太过火，还是要低调！”
王立志说：“人们的期望值不能太高，胃口吊高了是不行的。”
常主任接着解释道：
“所以，在日本馆得我国工作者很受委屈。
在不满情绪爆发的游客中，有一名游客开始对工作人员破口大骂，并用到了‘小x本’之类的不雅称呼，将不满情绪上升到民族感情层面。
被骂的工作人员其实是我国人，此时也显得情绪比较激动，并没有耐心解释，而是很委屈地回敬了一句：‘有问题你去找场馆的日本人去说啊，别找我，你以为就你是华国人啊？’
而这样的态度进一步激起人群的不满，差一点酿成事故。
后来一位日本籍的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不停地解释，不停地告诉游客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躁动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
沈笑夫道：“都是人太多了！游客一多，就容易暴躁。”
王立志道：“那确实！”
孙教授语气沉重地说：
“这是身份期望差异对跨文化传播造成的影响。
这叫做他者认知，就是基于不同文化体系的镜像跨文化交流中的问题，常常出现在对身份的期望存在着文化差异上。
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陷入了他者认知的牢笼，即从自我文化诉求的视角来解读他者的身份。
世博会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传播平台，国家展馆就是一名传者，传播着本国的文化，游客就是受众。
从这个层面来看，以日本馆为例，日本馆就是自我，而游客是他者，馆方是以日本文化作为身份期望参照体系的；
反过来，由于世博会是在我国举行，日本馆整体本身又形成一个他者，游客中的大多数为华国人，则是以我国文化的身份期望作为参照体系。
以华国人为主体的游客作为他者之于日本馆，是其自我文化烘托陪衬的对象，也就是日本馆将游客看作一群听话的、易于组织的、被动接受的大众。
在场馆一楼设置等待区、播放日本企业广告，对游客身份的期望是‘既然选择了日本馆，便是对日本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完全乐意接受场馆组织安排的’；
限制参观时间和自由，对观看小剧场演出进行限流，对游客身份的期望则是‘谦和有礼的，讲文明守秩序的。
从头至尾营造出一种神秘的、秩序井然的氛围，完全体现日本文化的精髓，整个参观过程就好像一部精彩的电影，彰显自身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