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云天来说，李安民和赵宁儿的亲事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他此次回京有很多事务忙碌，除了布置巡视南洋和西域期间讲武堂和都察院的事务外，还要在内廷和文官集团之间周旋，调和双方的矛盾。
在李云天的出面下，“城建税”获得了文官集团的首肯，这并不是说李云天的面子够大，关键是李云天在商业上是行家，与民争利之说根本就在李云天面前站不住脚跟。
不过，“城建税”并不是面对所有的商户征收，只有营业额达到一定标准的商户才缴纳，实际上主要针对的那些富有的商贾而言，对小商小贩并没有影响。
而且“城建税”并不全部上缴到税局，税局每年年底会把一半的“城建税”拨给当地的衙门，作为当地建设的资金。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在京城闹得风风雨雨的增税一事终于在李云天的注视下缓缓落下了帷幕，无论是内廷还是文官集团都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
李云天这次回京城清晰地感受到内廷势力在这两三年里的迅速扩张，以他主政的都察院为例已经出现了投靠内廷阵营的御史。
说起来李云天的这个左都御史真的很不称职，虽然他是都察院的主官但一年到头来都在都察院见不到踪影，都察院的事务由几名堂官代劳。
但李云天又无法辞去这个职务，先不说他是文官出身一直担任着文官的职务，辞去左都御史后朝廷里将没有合适的职务给他，单单正统帝需要用李云天来威慑文武百官就需要李云天待在这个位子上。
其实，按照资历李云天现在完全能够进入内阁，过上两年接替杨溥担任内阁首辅，可惜的是李云天不仅是左都御史而且还执掌着讲武堂，并总督交趾、广西的事宜，根本无法卸下身下的这些职务，因此唯有以左春坊大学士的身份协助内阁处理事务。
随着杨溥年事已高，内阁可谓出现群龙无首的格局，新晋的几名辅臣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无法与杨溥相比。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内阁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宣德帝时期，“三杨”能力卓绝使得内阁迅速攀上了一个巅峰，此时必然会受到人才断档的困扰，也就是所谓的盛极而衰。
幸运的是内阁里还有李云天这个不是内阁辅臣的左春坊大学士，等到杨溥告老还乡之后还有他来坐镇内阁，不至于使得内阁受到太大的影响。
作为京城最重要势力的内廷，在李云天看来经过这些年的暗中蓄力此时其羽翼已丰，已经足以与文官集团相抗衡。
在内廷四大巨头中自然要数执掌司礼监的王振最为风光显赫，虽然他在内廷的排名位于紫禁城内务总管宋大山之下，但由于宋大山行事低调，这就使得他成为内廷的脸面，出入时已经前呼后拥，看上去非常气派。
文官集团对王振可谓是又鄙夷又忌惮，鄙夷王振是个对不起祖宗的阉人，忌惮王振手中的披红大权，如果京城各大衙门的奏章不能被司礼监加盖玺印的话就无法付诸实行。
不过与历史上相比，王振的权限已经被削减了许多，主要是在东厂的权力受到了东厂厂督鲁荣的限制，不能随性所欲地调用东厂的番子行事。
鲁荣身为紫禁城内务副总管、司礼监次席秉笔太监原本就有着不小的权势，再加上他是孙太后的同乡，故而在内廷与王振围绕着东厂斗得十分厉害。
毕竟鲁荣是东厂的厂督，谋略和心计不下王振，故而经过一番较量后王振知趣地让出了东厂的主导权，但平日里也能调动东厂的人行事，这点儿面子鲁荣还是要给王振的。
让鲁荣制衡王振是李云天在内廷下的一步妙棋，在内廷的四大巨头中，排在首位的宋大山是李云天的一部暗棋，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他，宋大山虽然平常行事低调但内廷的人都非常忌惮他，要知道他才是紫禁城所有宦官的首领，一旦动怒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内廷四大巨头中的金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宣德帝驾崩后他就处于“归隐”的状态，平日里行事比宋大山还要低调，非常清楚明哲保身的道理，以免遭到别人的嫉恨。
因此，内廷四大巨头中让文官集团感到头疼的人就是王振和鲁荣了，王振的披红以及鲁荣的东厂使得文武百官非常忌惮，可谓是内廷的两大杀手锏。
由于内廷的崛起，同为皇帝服务的锦衣卫北镇抚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打压，再加上锦衣卫北镇抚司镇抚使马顺和副镇抚使张大章是分别依靠王振和鲁荣才得以坐上现在的宝座，故而自然对内廷是言听计从了。
这使得李云天感到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毕竟宦官们距离皇帝更近，更容易受到皇帝的宠信。
不过，也有东厂和锦衣卫鞭长莫及的地方，那就是讲武堂，讲武堂从成立起就是为皇帝服务的，可谓是皇家的禁军自成一系连大明的那些勋贵都无法染指，并且得以配备唯有锦衣卫才能使用的绣春刀，皇恩之隆可见一斑。
再加上讲武堂的主事者是李云天，那么内廷的人自然要忌惮三分，谁吃饱了撑的去找李云天的麻烦，那不是自寻烦恼。
尤为重要的是，讲武堂的地盘不在两京十三省，是一些内廷和文官集团看不上的偏远边疆地带，没有利益上的纠葛也就自然不会有冲突发生。
实际上，李云天这次要去巡视西域和南洋，还有躲避京城权斗的意味，现在内廷和文官集团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