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宁波市舶司的最高官员是从五品的提举，不过从永乐帝开始宫里就派遣一名宦官专任提督宁波市舶司市舶太监一职，开始时只是参与市舶事务，后来逐渐开始主持市舶事务。
明代的皇帝为了掌控国家的经济利益，避免经济大权被文官集团控制，因此派宦官到那些部门任职，主要有市舶司、盐税司、采办、织造和烧造等等。
大明立国后，按前朝旧制在广东、浙江和福建设立了三处口岸对外通商，以市舶司管辖。
永乐后，宦官担任市舶太监就成为乐定制，除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外，还能请旨节制、提督沿海军队以应对突发事变。
不仅如此，明代的皇庄设有观仓太监，就连草场亦由宦官管理，即便是归户部管辖的漕仓，也在宣德年间派宦官监督。
历史上，宣德后司礼监开始派遣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的税务，到万历年间时宦官出任税官达到了高潮，直接控制了各地的税收。
由于身负皇命，因此宦官税使所到之处无不建造官衙和收罗爪牙，肆虐地方，成为了当地的一害。
地方官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因此那些税使除了主管主管地方上的税务外，还干预地方事务，并且监视地方官员日常言行向朝廷密报，使得地方官们人人自危，对此是噤若寒蝉，无人敢招惹那些宦官。
故而，山名瑞颜为了不被排挤出这次朝贡，因此想到了从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入手去解决所面临的麻烦，进而收到了奇效。
说到底，山名瑞颜手里有大明颁发的勘合，虽然是永乐年间的勘合但那也是大明颁发给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足以证明山名瑞颜是日本国官方的官吏，因此只要市舶太监肯通融的话就能浑水摸鱼地达成这次朝贡。
至于山名瑞颜为何如此想要进行这次朝贡贸易，是因为日本南北朝战争结束后经济和秩序开始恢复，枯竭的财政以及皇室与大名对奢侈品需求的急剧增长。
因此，日本在永乐元年遣使者赴大明，想要与大明之间进行通商，而当时只能进行朝贡贸易，也就是日本向大明“纳贡”。
虽说是纳贡，但并不是无偿把物品给大明，通过纳贡日本不仅可以得到超过贡品价值的赏赐，而且还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大明进行贸易，丰厚的回报让日本的大名们为了向大明的朝贡权明争暗斗，纷乱不断。
随着幕府将军权威的减弱，无法再控制那些手握重兵的守护大名，最终导致了争贡事件的爆发。
其实早在上一次对大明的朝贡中，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这两个日本国内最强大的大名就联合起来排挤幕府的将军，共同组成了赴大名的朝贡团，取得了幕府所保管的永乐勘合和宣德勘合，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山名瑞颜这次能顺利地买通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多亏了他身边的帮手河边白光，这件事情由河边白芒一手操办并顺利达成。
其实，河边白光在上次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压制幕府将军联合组团的朝贡之行中就已经立了大功。
当时按照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的约定，细川胜元三艘贡船，山名持丰两艘贡船，由细川胜元的人出任正使率船队赶赴大明。
不过，山名持丰贡船比细川胜元少一艘，因此在联合朝贡船队启程前暗自让河边白光带领一船抢先一步来到大明。
河边白光于宣德四年十一月来到北京城，虽然没有日本国的国书，但是其世故圆滑，深谙人情世故，因此以重金贿赂司礼监负责朝贡事宜的太监，进而得以凭借日本国贡使者团副使的身份参加宣德五年正月宣德帝举行的大祀庆成宴，并获得了宣德帝的破例赏赐，收获颇丰，这使得山名持丰对其甚是器重。
根据官方所掌握的资料，河边白光原名宋芒，浙江人氏。
永乐二十九年，日本的朝贡船队抵达宁波时，宋芒的父亲受随船日本商人代购商品，可是直到贡使团回国其父也未能按价交货，因此不得已以宋芒抵债。
宋芒抵达日本后成为了山名持丰的家臣，改名河边白光。
当河边白光离开北京城率所乘贸易船来到宁波与日本贡使会合时被其叔父认出，见其一身倭人装束，以为其投靠了倭寇，因此就去官府报官，免得受到牵连。
官府随即扣住了河边白光，查实其身份后上报给了浙江布政使司，浙江布政使司随后又上报给了朝廷，想要治其罪责。
宣德帝得知此事后特意下了一道诏令，说河边白光既为日本贡使使者，治其罪恐招日本抗议，致生他隙，因此下令礼部警告其不得再充任日本使臣后放其回日本。
由于河边白光对市舶司的日常运作很了解，知道里面的不少官吏都非常贪婪，因此建议山名瑞颜用钱收买了市舶太监。
结果，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在收到山名瑞颜的贿赂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山名瑞颜的贡船船队看成是与拿着宣德勘合的细川元道一起的日本国贡船，而且不仅先让山名瑞颜的船队验收货，还多验数额。
不仅如此，由于市舶太监没有从细川元道那里收到好处，因此指使那些收了山名瑞颜贿赂的市舶司官员处处为难细川元道，故意减少细川元道贡品的数量或者压低其贡品的品质，使得细川元道有苦难言但又无可奈何，受了一肚子的闷气。
本来，如果市舶司的官吏能在随后的事情时坚持一下原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