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李大人已经给诸位说了，倭寇凶残，专害士绅，这里本官也就不再多说了，本官来说说这‘军民协防’是个如何的章程，一句话，就是在座诸位要出人出力，村村联防，乡乡互保，一来可保各自家园平安，二则同保晋州平安。
“一旦开战，官军为主，民兵为辅，民兵一不离乡，二不脱产。这脱产就是不事劳作，民兵还是要劳作的，忙是为民，闲时为兵，战时为军，战后又为民。民兵杀敌还是有赏的，战死或残废也有抚恤，都由官府出钱。
“平时民兵之责是保靖治安，巡查奸细，哨探倭寇动向。战时则与邻乡民兵互为襄助，配合官军，并听从官军统一指挥，共歼倭寇。
“由于倭寇距离晋州不远，本府建议各位乡老，这几日就把家眷和多余的钱粮搬入城中。倭寇跨海而来，极缺粮草，下月麦收之季，倭寇必大致，为保各位安全，届时各位还是进城来，民兵则有官军派遣官佐指挥，民兵所立之功仍旧归于各位。
“各位乡老贤达，如果斩获倭寇大酋，或是建立功勋，本府将会据实向朝廷禀报，为立功之士绅奏请封赏。不幸殉国之士绅，本府也会向朝廷奏请赐封忠烈，庇荫子孙。”
……
徐元礼絮絮叨叨的念完了稿子，足足花了大半个时辰，说得他口干舌燥，连喝几大杯茶水，不过读完之后，他也算是对“军民协防”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了，这不就是保甲和团练吗。大明那边一旦出了乱事，就爱搞这套路，让地主士绅自己组建团练，保卫自己的家乡，官府认可他们的军队，还会派遣军官来训练组织，甚至指挥团练，但战事一平则必须解散，士绅们的报酬就是官位。不要小看这官位，在大明那边可是超级紧俏货，不管什么人都只能走科举独木桥才能得到的，其难度远超后世的公务员招考，更不像后来满清，只要是八旗子弟、只有肯拿钱出来，是个玩意都可以当官。
团练高丽这边也在搞，叫“义军”，但都是地方上的豪强自发在搞，官府很少插手，只给个名头，就连杀敌的赏金和抚恤都不会出，地方豪强虽有钱财，但打仗却不是他们所能承担得起的，没有军饷、赏金和抚恤，再加上缺乏训练和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他们手下那些农夫和奴隶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而且战后也不会给那些士绅官爵，全当白打工，所以一般的豪族士绅们积极性并不大，只是被倭军的残暴吓到了，才会组织起来反抗，而后来满清只找朝廷的麻烦，他们就基本作壁上观了。
更糟糕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些“义军”还往往遭到官军的猜忌和轻视，两者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协作。比如宜宁的郭再佑，后来就屡遭官府猜忌打压，结果再无甚建树；光州的高敬命更惨，他就是轻易相信了官军，最后官军把他丢下喂倭军，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跟着他的几千佃农和奴隶兵，也全都被倭军杀戮。
说起来地主士绅还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政府这个国家机器，虽然是统治阶级所建成和控制的，但毕竟也是一个颇具独立性的政治生物体，可以说诞生于统治阶级，又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必然与统治阶级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特别给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那些，企图取代现任政府掌权者的人和集团，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
当然，此时各地“义军”才兴起，现在这些倒灶的事还没有发生，地主士绅们还是对官府比较信任，既然徐大人说倭寇如此凶残，那大家还有什么话说，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而且这民兵又是留在当地，一般不会调离本乡，足以保得身家性命和家产田地了，至于短时间内去相邻的乡村去“互助互帮”，权当是插秧时争水源跨乡打群架，打完架各自回家。
至于倭寇有可能发大兵来打晋州，这乡里自然是呆不住了，如果徐大人真能把晋州修得铁桶一般，到时候大家把粮食往城里一搬，把乡里庄稼全烧了，上万民兵再往城头一站，守他几个月，看这倭寇有多少人和多少粮食来耗。
对徐大人提出的，如果倭寇大举进犯，大家都躲到城里去，把民兵交给官军统一指挥，这也没错啊，谁有那本事去指挥军队打倭寇，躲进城里多安全，等倭寇被打跑了，再出来就行了。而民兵的军饷军粮自负，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是多披了一张民兵的披，人还是得给他们干活，还要替他们保家，自然得他们来养。官府承诺的抚恤和赏金，到时候自己剥层皮再发下去，还可以赚点，何乐而不为呢？
“晋州军民协防大会”开得非常成功，非常圆满，下面的乡绅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官府的意见，今天官府没有找他们大出血，摊派粮饷民夫，不像全罗道的李洸大人，借着抗倭刮了一层地皮后，转身又跑了。这徐大人可能以后也会刮地皮，找他们要钱要粮要人，但至少他还在真正干事，而且看起来官府还是想认真守住这晋州的。
官府的要求，无外是派人下来训练民兵，平常组织民兵巡逻抓奸细，战时配合官军打仗（他们觉得，今天的官军就很不错，有精神头，装备也好，不像全罗道那些叫花兵和痞子兵）。另外卖粮食必须征得官府和官军的同意，大家又不是那些低贱的商人，自然不会囤粮涨价，更不会卖粮食给倭寇让倭寇来打自己。
最后，各乡的乡绅们纷纷报出了自己能组建民兵的壮丁人数，把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