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华亭县已经有了不少棉花种植和小规模的土布纺织，这也正是狄柳荫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他需要采购尽可能多的棉花运回本土，以填补那里日益兴旺的棉纺织业的胃口。
东海商社占领了崇明岛之后，按部就班地经营着，修建基础设施，清除和收服周边的海盗，招商引资。但这只是“引进来”，同样也需要“走出去”。
江南工作组在这一年里，分别在扬州瓜洲渡和他们很看好的华亭县上海市设置了商站，以扩宽市场渠道。狄柳荫这阵子就从上海商站出发，到处寻访，收购棉花和棉纱。
之前他在华亭县南，已经跟几家地主谈好了一个大单，收购了一批新纺的棉纱，又签了一份高达六千贯的预订合同，直接采购棉花，明年秋天交货。这批原材料可以运到南边的海盐县出海，运往庆元府，再乘船出海运回去。不过现在行船跟风期有些不搭，如果赶不上南风季的尾巴，就要再等半年才有足够的运力了。啧，还是要再增开几班定期船才行啊。
这几天，他就带人继续在华亭县和周边转转，一边寻找种棉花的小散户零星收购一些，一边也是考察一下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看看有没有市场潜力可以挖掘。
江南富庶天下皆知，城里那么发达，乡下也不会差多少吧？好好开发一下，岂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不过，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临安、庆元府这样的大城市里，对南宋的印象就是高度的富裕与繁华，但是这次往乡下一走，却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各个乡绅、地主、豪商，确实富裕得很，但是寻常的自耕农和佃户，生活却极为窘迫和困苦，甚至连北地的农民也不如！
这大大出乎了狄柳荫的意料，他本以为江南的农民就算不能说富裕，但至少该比胶东那些可怜巴巴的农民强吧？然而情况还真不如……
胶东虽然水土条件不如江南，名义税率也更高，但至少有大量的无主地，农民总是有另一个选择的。而宋朝一向有“不抑兼并”的传统，南渡之后，为了安抚士人和本地乡绅，更是纵容他们。结果就是，绝大部分的土地已经被少数上层阶级兼并，而宋朝沉重的税赋就压到了普通小民身上。辛苦一年的产出，自己吃一点，交了租子，交了税赋、还要服劳役，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
明清时期臭名昭著的“加耗”，也即在正税之外还以“运输损耗”为名向农民征收额外税收，就是南宋始创的。到了现在，江南农民交一石正税，往往要附加两石至两石五斗的各类加耗，算下来，光是这个田税就不比胶州农民低了。而且除了纳粮之外，还要缴纳钱、绢、布、茶等税收，这些在北方由于经济水平和行政水平低，早已折算成粮税了。
在常规性税收之外，还常有临时的“科配”，往往需要一次缴纳相当于数年正税的钱粮。此外，如果朝廷急需物资，还会向民间“和买”，也就是以一个象征性的价格强制购买，基本等于明抢了。
在此基础之上，南宋才有可能一度实现近亿贯的岁入。当然，日积月累，随着官僚系统的老化，现在也收不到那么多了。也是因此，贾似道才会出台那么多敛财的政策。
“也是啊，临安那样的城市，有什么特别的产业吗？那么富裕，凭什么呢？”
北宋时的开封、南宋时的临安，都是极度发达、规模极大、市民普遍富裕的城市，远超同期普通城市水平。然而，为什么会是这样？
是因为周边农业特别发达吗？确实发达，但也没比同时代其它城市更发达。
是因为有独特的商路汇聚吗？确实有，但也没比其他商业城市更多。
是因为有成规模的手工业吗？确实有一些官营工场，但效率和规模也并不出众。
实际上，这两个超规格的国都，真正繁盛的只有因消费而生的各项娱乐业。本质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巨型城市不是自发发展起来的，而是被催生出来的！
朝廷从各地刮来了天量的财富，集中流入了首都，被分配给了皇室、亲贵、朝廷官员、禁军等人。城中大部分产业都因这些人而生，也因此分到了一点利润，从上到下一点点传递下去，衍生出多层次的消费产业，从而导致了这些城市虚假的繁荣。
说到底，只是无根之萍罢了。一旦系统性崩溃，也只能烟消云散，被打回原形了。
“算了，救不了。”狄柳荫摇摇头，收回思路，又看了看手里新收上来的一卷棉纱，旁边那个满脸皱纹的农夫正期待地搓着手，对他讨好地笑着。“还不错，二十钱一斤，我全要了。”
大事操心也没用，还是先管管手里的棉花吧。
……
1261年，10月23日，中央市，市北工业区。
“请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提升棉布的产量，不用担心销路问题，不管你们生产了多少，我们都能卖的出去。市场就像一张无边大口，贪婪地吞噬着每一点棉布，请再加油一些吧。”
郑绍明放下手中的信，无奈地苦笑了出来。
这封信是商务部的黄鹤寄来的，为的是催促他尽力加快棉纺织品的生产。
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棉布和棉质成衣的销量也暴增，后勤部各个工坊生产出的棉布几乎没有库存时间，出来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