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来人却并非是议员之一，而是一个眼睛很大的精干男子。
他见了张正义之后，不卑不亢行了个礼，自我介绍道：“见过专员。在下廖青峰，字守风，在县城里经营珍玩生意。早闻专员大名，今日得见，果然气度不同凡响。”
张正义有些意外，一个奢侈品商人，找我干什么？不过面上依然客气：“廖先生请坐，不知此来所为何事？”
廖青峰迟疑了一下，掏出一份礼单递给张正义，然后在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去，只敢坐一半。“听闻东海大军在西方抗击鞑虏，在下虽然只是一介商贾，但也是东海国治下子民，自然知道报国的道理。本人虽然不能上场杀敌，但也愿意报效朝廷……在下愿此后每年上缴百两白银的税赋，此次一次带了了前三年的份例。”
张正义一愣，打开那份礼单一看，果然有三百两白银，下面还列着几样寻常的礼物。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难道还真有人愿意主动纳税的？刚才他在县议会好说歹说，不过才要求五千石的增税，这三百两银子换成粮，差不多得有一千五百石了啊！
他当然不信这廖青峰是真忠心才捐钱的。“东海国”的招牌才挂出来几年？连他这个前首席都不敢说多爱呢，更何况这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商人了。于是他合上礼单，直接问道：“廖先生是有何事所求？事先可说好了，这福山县里的事还是由议会作主，我可干涉不了。”
廖青峰身体前倾，紧张地说道：“不敢，不敢，无需劳烦专员。在下只是想……捐个议员身份，想来，这一年一百两，也没几个议员能达到这数吧？”
什么，议员也能捐的？呃，还真是捐的。
张正义刚才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仔细一想才回过味来。
福山等自治县的议员身份是根据纳税多少确定的，然而由于历史遗留因素，东海商社在控制区内没有开征商税，这个“纳税”指的只是田税，只有地主能享受，商人就是再有钱也参与不进来。
不过各个城的自治商会和议会倒是会对城内的商户摊派一些费用，这些费用会用来维护市容或者被老爷们瓜分掉，反正是交不到税务部那里。因此，商人们即使同样有负担，也无法从东海商社那里“购买”到权力。
这么说起来，不征商税，岂不是对不起他们了？
说起来，现在东海商社直接控制的胶东区域，有四种治理模式并行存在。
第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直接治理，统合部派出多部门混成的工作组，进驻某一城市，对区域内的行政事务进行精细化管理。这种模式效果最好，收税效率高，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也做得更好，然而由于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所以难以扩张，目前只能在自建的三个市和即墨、登州蓬莱、莱州掖县三地实行。
第二种是附庸统治，也就是宁海州的情况，潍州和密州也有些类似。商社不插手地方事务，由当地的傀儡政权自行治理，只需要名义上服从东海商社，并且允许商社在区域内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就可以了，连上贡都只是象征性的。这种模式的治理效果自然最差，但好在商社几乎不需要操什么心，说起来，等到明年，宁海州的第一个委托任期就结束了，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第三种和第四种都是“自治”，前者是在胶西、高密、莱阳三地实行的“商会自治”，后者是在福山等县实行的“议会自治”，看起来很像，都是由许多地方实力派自行治理，但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
商会自治，这种模式其实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贵族共和”。它缘起于当初商社力量还很弱小之时，当时他们无法对胶西实行有效的统治，否则非得激起强烈的反抗不可，因此只能将权力委托给胶西城的实力派，任由他们自行治理县城事务。
这个“商会”的成员实际上并不是商人，而是设立商会之时的地方实力派，商会也没有成文规定成员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东海商社所册封的“贵族”，被商社授予了这一座城的治理权。不过治理范围也就仅限于县城，县城之外的农村区域的收税权仍然属于东海商社。
而“议会自治”则正好反了过来，议员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大都是有名望（和财力）的乡绅，农村的治理权也归属于他们。这一模式的存在不是因为商社力量不足，只是因为无法对它们有效治理，所以将治权“出售”给乡绅们。而且这次商社学乖了，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完备的法律体系，议会的组成和解散、议员的选举和退出都写的明明白白，哪天要收回自治，也有法可依。
但是没想到，这里还是留下了一处纰漏，也就是商人的地位问题。东海商社对议员选票的定价是按田赋来的，不交田赋的商人自然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这就让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了劣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很不利啊！
张正义思考了一会儿，问道：“廖先生，你对福山县这两年的新政是如何看的？”
“自然是善政！”廖青峰下意识地拍了个马屁，然后说起了正题：“还政于民，这是亘古未闻的大善事啊。只是有些人得了权势，不想着造福乡里，反而欺压良善……”
张正义又问了问，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乡绅们掌了权之后，选了县令出来掌管一县政务。古代城市治理虽然不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