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设计了一种‘钞引’，都是盖着咱京兆尹大印的，还有一些别的防伪，并抬高长安的粮价，引诱荆北民间的商人助理，趁着荆北秋收粮价下跌，大量买入秋粮，走武关道陆路贩卖到长安。
抵达长安之后，我们也不直接给足额的钱财，而是以这种钞引，提供在上庸与南阳、襄阳边境我方货栈内的蜀锦瓷茶盐铁为抵押，让这些荆北商人可以在回程后，在南阳本地提货到与钞引上标价等值的上述货品。
如此一来，官方组织运输的靡费、贪汙损耗，多少可以凭借民间商人的自发高效组织弥补掉一大部分。
比如，往年汉中的粮价是三百钱一石，今年因为北伐，已经涨到六百钱了，秋收之后，因为关中严重缺粮，我估计汉中的粮价也要涨到至少八百钱。按照褒斜道运粮四倍的损耗比、陈仓道两倍半的损耗比。
长安的粮价，至少要涨到三千钱一石，才能吸引民间商人自发从陈仓道运粮周济长安。但这样运下去，汉中的粮食也不够，所以咱不如官方把控住陈仓道的流动，进一步涨价，比如定四千钱一石一段时间，甚至暂时短期内五千钱。
先吸引袁术刘表境内的商人逐利，把粮食卖过来，给他们换四五千钱蜀锦茶瓷盐铁的钞引，就地交货。只要信用建立起来了，让对方有利可图，不光袁术会沿着武关道卖粮，袁绍在河内的存粮，说不定也会通过河东卖过来——
不过跟袁绍交易要多费点事儿，不能放在第一批，因为我们给袁绍的蜀锦盐铁得在长安本地交货，不能让袁绍的商人回程时自提，他们不顺路。所以，跟袁绍交易是会挤占我军往关中运粮的运能的，得分出一部分走陈仓河道的粮船，改运蜀锦盐铁，我们得不见兔子不撒鹰，确保袁绍的商人主动求着做这个生意，我们才能开始。”
李素这套方法，其实也是他想了好多天，才统筹出来的，连刘巴都没那么深远的思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惊讶到觉得难以想象，也不敢评估。后来熟悉了一点，也只能提供一些修修补补的意见，大致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至于这套想法的来源，李素是如何“以史为鉴”的，这就得起码往后追溯到商业发达的宋朝了——隋唐的时候，边军军粮运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甚至不得不闹出节度使藩镇割据自己在边境屯田解决。宋朝就靠商业思维和市场经济多少解决了，不就是给商人发放专卖盐、茶的钞引，来换取商人自发往边军驻地运粮么。
当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鉴，因为宋朝这么干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却没有，军阀之间如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平等交易，谁也不敢给对方信用赊欠，谁也没那么大脸面。
所以，钞引之法的基础上，李素还借鉴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灾办法——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皇佑二年（1050）在被贬斥知杭州期间，遇到了灾荒，就是用提升粮价，引诱周边府县的商人逐利大批运粮到杭州卖。结果因为商人信息不对称、时效性不强，粮食扎堆运到之后，已经足够多了，无法再形成囤积居奇的局势，只好再重新降低价格卖。
所以，考虑到时间差，李素先在长安主动提高粮价引诱商人，确实是很精妙的一招。只不过，走黄河、河东运粮得派兵保护，走武关道六百里山路用车子运粮，成本也很高，所以商人本身成本太高了，后续就算差不多够了，想粮食多到降得跟往年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客观情况差距太大，范仲淹知杭州，那是鱼米之乡，偶尔小灾，隔壁就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粮仓，而且京杭大运河水网纵横运输便利。
李素这儿，那么多硬性成本扛着，以河内与南阳襄阳养长安，一开始标个五千钱，来的人多了，最多也就跌到三千钱，还是要比长安本地丰收之年贵上十倍。
当然李素肯定是问心无愧，因为历史上194年三重大灾无人治理、还赶上李傕郭汜内部混战，长安城内的粮食可是涨到过“白米石五万钱，麦三四万，豆粟两万”。
三千钱比五万钱，已经是跌了十几倍了。
邓芝、刘巴听完他的通盘设想，智力不足，也提不出更多经济监管层面的建议。
邓芝只是建立在他最近主持治安和肃清内奸工作的经验上，提出了他对于人心的担忧：“府尹，之前王必劝说咱停止抗旱施工，已经有一小撮人躲在众人之中，攻讦于你。这次你的办法，虽然最终是救民的，可一开始要先把长安粮价抬升到五千钱，定然会怨声载道。
我怕不明真相看不长远的百姓，会不知道府尹的苦心，暂时先被那些挑唆的世家给鼓动起来。”
毕竟，老百姓可不知道“如果没有李素的宏观调控干预，他们到今年冬天的时候，要忍受最高五万钱一石的米价”，他们只看到了李素现在就把米价提升到了好几千钱。
而李素没有动用行政命令之前，虽然长安的粮价也涨，可也就涨了一千多钱接近两千钱——也正是因为涨得不够狠，没有到“引诱袁术算过运输成本后，觉得走武关道陆路运粮来卖都划算”的程度，所以才没有其他诸侯顶着运输损耗来狂卖。
李素闻言，敲打邓芝道：“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动手快一点——别的可以不管，你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