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也好、偏左也罢。
中原的国情就是如此，一项新的政策出台，要么是东风压倒西风，要么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当然即使如此，丁景福也没有敢赶尽杀绝的把所有家丁都遣散，严令地方必须要给这些煤商豪强留下足够他们商业运转的人手，不然这些煤商不能运煤，商税就会下滑，到时候一样是任务不达标，还是死路一条。
丁景福虽然懒得管那些豪商大户的死活，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的死活，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还是拿出了一省布政使的智慧来的，该狠的地方毫不留情，但该留余地的地方，他也是严格要求府县一级，并且派专人时刻监督查办。
“对于胆敢不从的，定罪抄家！”
破家县令、灭门府尹。
在古代，一个府的知府主官都可以轻易定黎庶百姓一家的生死，何况丁景福这般的一省封疆？
他不把计划指标完成，他自己就得上断头台。
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丁景福发飙，他手下的知府、县令则就快发疯了。
既要抓丁口田亩、还要抓经济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还都要硬。
以前怎么没发现，原来我们这些当官的这么能干呢？
就在这么短短不到三个月的功夫，在保障山西煤商总会的煤运没有受到影响的基础上，山西愣生生清理出来将近十万名半大小子和姑娘！
杨士奇说的没错，事在人为！
只要大明这群官僚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
只是他们平素里懒散惯了，怠慢惯了，真把他们逼上绝路，他们就能爆发出比平时强大十倍不止的干劲和斗志。
“先干他一个小目标。”
几乎各府县一线都扯起了横幅，杨士奇这句金句成为鞭策基层官员胥吏奋斗的箴言，所有人都在为五年计划而努力。
而像沿海清理出来、多出来的大批家丁仆役，则被遣送到河北编户，那些几百上千年来跟官僚阶级沆瀣一气、一体同心的地主豪绅在这一次大规模的清查运动中，被他们曾经依附的官员狠狠的捅了一刀。
“做买卖就好好做买卖，养那么多下人干什么？出个门前呼后拥的，你到比本官还气派了。”
一个福建的富商，占地近百亩的宅院里养着几百名下人，当地的知府知道后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大明的商人都那么嚣张了？
朝廷放开商禁才六年，这群资产阶级就开始迫不及待享受奴隶主的高高在上？
也是这个发现，都没等内阁立法，地方反倒开始出台临时条例。
“非商运行为需要，一户不允许超过十名家丁仆役。而需要行船、押车的商户，持有效经商许可至衙门申报家丁数量，实际清点中不得超出申报数量。”
官僚阶级算是正式跟豪强乡绅阶级走上了对立面。
而在这种局面下，很多事情也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就比如江南清理出来的人口因为没有多余的土地耕种，就会被充到河北垦荒，这样一来就算是一方出人口、一方出土地，双方合力实现新增在册丁口和田亩数计划。
通力合作，大局为重。
“集中力量办大事。”
求是报每一期的刊文都在渲染这种如火如荼的社会氛围，让朱允炆甚至有一种恍惚，这种全天下闷头向着一个目标奋斗的气氛，就好像他小时候，他的爷爷，一名老红军的老年回忆时那般。
“当年那位大手一挥，全国一心，都有着移山填海的昂扬斗志，这天底下，也就没有什么难事，因为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那个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创下的奇迹吗？
朱允炆抄起内阁的抄报，看着这几个月内各省陆续汇总的成绩，陷入沉默当中。
如果这辈子在这个时空，他能有这个荣幸致敬伟人做几件大事出来，倒也是死都瞑目了。
念及至此，朱允炆心旌神摇，召来了胡嗣宗，他要刊文登报。
“记大明建文五年国家财政岁入，粮四千二百万石余，银四千余万两，布匹丝帛若干、水银茶叶朱砂若干
收入虽再创新高，已超唐之天宝，然其通算下来。天宝年间，朝廷一千万贯岁入可购七千一百万石粮，粮价比今朝便宜近一半。
而在银钱的岁入上，我大明建文五年，甚至还没有追上南宋半壁江山。”
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报上，朱允炆这个皇帝罕见露面，亲自书笔，给当前火热的形势浇了一勺滚烫的开油。
“两百年的岁月，我大明还赶不上南宋朝廷。不仅丁口不及、税赋不及，连百姓之生活所需的开销物价，甚至还没有八百年前之大唐低廉。
朕不禁想问一句：自先民之今朝，无数明君能臣都在做什么？时间，又都被我们浪费在哪里了，遗失在哪里了呢？
时间，被我们失去在战争上，失去在异族入关这几百年，每个昼夜交际时惊惶于铁蹄声声之下。
春秋苦短，再无青骢。
我们这一辈懒惰下来，则子孙后代就要忙碌起来，我们这一辈奋斗起来，则子孙后代便可轻松下来。
而今朕定五年计划，其心为天下苍生计。只盼假日功成，朕必永不加赋，以盼百姓面上再无饥色苦寒。
自古以来，唯上下同心者胜，只要朕、内阁和百姓能够站在一起，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则我们曾经失去的这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