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干了蠢事，天知道我有多后悔我放弃了加州理工终身教授的职称，乙基公司的律师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反复攻击我只是一名‘小小技术员’。”
“在这段日子里，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不否认，我动摇过。等等，我更正一下，这说法实在太官方了，事实上，我每一秒钟都在动摇，每天醒来我都想打退堂鼓。”克莱尔停下口仰头看着天花板，像是在组织接下来的语句，也像是回忆起了那段让他喘不过气的日子，“63年的时候，我在麻省见到了任职于的哈莉特·哈代教授，她是铍污染方面的权威，他叫住了我，告诉我‘波士顿有许多孩子正死于铅中毒’，她还说‘只有我知道怎么测量出那些铅’。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没法退了，你问我当时的感觉？我感觉反而轻松了，‘那就跟他们斗吧’我心想，‘反正也没有别的路了。’安琪拉小姐，当时的情况很简单，我不得不站出来。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有多大的能量，我有铁一般的事实，我还怕什么呢？”
“1963年，”安琪拉停下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卡逊夫人《寂静的春天》发表的第二年，人们认识到了工业对环境的危害，认为科学无罪的时代一去不复了。”
“加州理工的董事会不断受到压力，要么让我闭嘴，要么让我滚蛋。后来我才知道，乙基公司愿意向加州理工无偿提供一名教授讲习的费用，‘如果能让彼得森卷铺盖走人的话’。”
“但你的大学顶住了压力。”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加州理工地质与行星学领域的首席教授罗伯特·夏普拒绝了他们，那时候他是赌上了自己整个学术生命在保护我。”
“我之前采访了夏普博士，他是这么说的：‘彼得森那家伙在做一项伟大的研究，去阻止他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
“我还能说什么？”中年的克莱尔像是孩子一样大笑起来，“我从未后悔在加州理工度过我的后半生。”
“在之后的日子里你干了什么？”
“我的研究遍及世界，我去了拉森火山国家公园，去了格陵兰岛，去了南极，我证明了现代空气中的铅含量超过1923年之前的100倍——”
“我们来聊聊1965年发生的事，我知道那一年是你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65年，65年……”克莱尔搓着皲裂粗糙的双手，低沉有力地复诵这三个字，仿佛是在喊着战斗的口号，“一开始只是一次很小的意外，当我对冰层的研究进行到一半时，《环境与健康文献》的凯瑟琳·伯克特博士希望我写一篇关于铅污染的文章。我在文章里写出了我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美国人生活环境中的铅含量超过了自然水平的一千倍。罗伯特·基欧博士认为在无害与铅中毒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解——0.75微克每毫升，但我告诉所有人，根本没有界限，铅会累积，无法代谢，伤害最终会在未来显现出来。就算不是他们，也会是他们的孩子。”
安琪拉推了推眼镜：“我这里有一份资料，60年代时，疾控中心给出的可接收铅含量是0.6微克每毫升，70年这个数字是0.4微克，75年继续降低到0.3微克，85年是0.25微克，91年已经降到0.1微克。”
“然而当时的人并不这么想，那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乙基公司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还激烈——”
“——首先挑起讨伐大旗的是带头人希伯特·斯托金，他刚从世卫组织会议上回来，会议上说，血检与尿检都证明二十年来人体内铅含量没有提高——”
“斯托金因为在会议上成了笑柄而暴跳如雷，《文献》也与我划清了界限。乙基公司显然觉得还不够，真正重磅的反击是在几个月之后开始的，他们请来了73岁的罗伯特·基欧，当时世界上防治工厂铅危害的绝对权威——”
“——我早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与基欧正面交锋的，他为乙基公司担任了多年的医疗顾问，他在辛辛那提大学建立的凯特琳实验室，就是铅工业巨头出资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交锋会来得这么快，基欧做为泰斗级的人物，我一直以为是他们最后的王牌，显然，我真的把他们惹火了。”
“当时你的处境很难堪吧？”
“毒理学家，公共卫生官员，环境工程师，所有的人都在对我口诛笔伐，而我甚至找不到平台反驳他们。”
“你是怎么做的？”
“我去找了加州州长埃德蒙德·布朗，他无视掉了我的第一封信，但我对他的秘书死缠烂打，我想他一定恨透我了。最后，我还是找到机会跟他谈了一次，并且说服他签署文件，让加州公共卫生部模仿欧洲建立自己的公共卫生标准。”
“你的反击全面打响了？”
“这是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白热化阶段，12月美国公共卫生署举办了一个关于铅的座谈会，与会的32人中超过半数来自基欧代表的铅工业部门，当时他们胜券在握，谁都没有想到，公共卫生署的观点正在转变。哈佛大学研究公共医学的生理学家哈里·赫曼博士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指出大多数支持铅工业的科学家全都来自辛辛那提的凯特琳实验室，他也公开反对基欧理论：‘为健康设立一个标准，超过就是剧毒，未超就是无毒，这在卫生与公共领域极为罕见。’——”
“——那场会议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结果，我们与基欧的人真刀真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