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
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
1922年。俄共决定中-央-总-书-记-一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
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要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之所以要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是因为之前他已经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
在政-治-局中，斯大林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所有人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三巨头中，斯大林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果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致认为这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