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之害，在于言论之害。
意识形态领域的畸形，被“所谓的道德”强行绑架的社会，道德便成了有心之人手里的刀子。
道德之刃可以杀人。
例如一切不符合道德的都是错的，即便这件事对国家有利，但与道德相冲突，一定是要被口诛笔伐的。
例如女子不遵从妇德，是要进猪笼的。
可偏偏这种道德又是他们自己定义的道德，他们自己可以不遵守，但别人一定要遵守。
是不是有一种从太平洋东岸吹来的“皿煮”味道？
其实，真的要对付东南，有很多种办法。
只是崇祯也已经在《矛盾说》里写得非常清楚了：当今大明朝最重要的矛盾，是老百姓对吃饭的需求与粮食供给的矛盾。
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点。
围绕着这个核心点开展出来的新农政改革，土地改革，农税改革，吏治整顿才是核心。
每一件事都是一步步来的，处理东南一定是排在后面的。
因为现在北方的新农政都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东南如果真的全乱了，那才是出大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
北方的陕西、山西、山东和河南，经过去年的整顿，此时都处在一种剧烈改制的过程中。
吏部在今年大量安排新农政有关的官员的同时，还接到了崇祯的另一个命令。
对基层官吏的重点考核。
基层管理才是新农政落地的关键所在，布政使和知府这种地方中高层官员，其实都是做到上传下达的。
落地的核心在基层官吏。
所以现在的重点根本不在东南，但东南又出了问题，不得不处理。
这样就必须保证东南不大乱的前提下处理现在东南浮出水面的问题。
毕竟东南的老百姓也是老百姓啊，也是人啊，他们同样是被压迫的。
若是稍有不慎，局面大乱，在北方新政落地的关键时间，引发了大的政治风暴，朝中的保守派实力必然会抓住政治的缝隙，开始全面反对新政推行。
一旦形成气候，局面将会非常被动。
别说崇祯全力支持就有用了，到时候新政派恐怕都会丧失信心，那样新政派人心疲敝后，颓势渐显，全国隐忍的反对派将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头出来搞事情。
皇帝一个人天天打鸡血支持有什么用？
如此，就真的成了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了，有心无力。
这种局面对张凡是致命的，对大明的老百姓也是致命的。
朝中有些人现在就站在暗处，等着皇帝现在把东南这个炸药桶点燃呢！
所以，要处理东南，得用巧妙的办法。
有没有巧妙的办法？
当然有！
一、《金陵日报》背后最大的支持者李元起就自己钻进笼子了么？
二、这不南京吏部尚书郑三俊已经抵达北京了么？
三、这不顾炎武和黄宗羲都在北京大学成了教授了么？
四、这不温体仁也已经下放到南京搞事情了么？
这四点都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的问题大着呢！
李元起被抓，是以卖国通敌罪被抓的，在这种北边战事敏感的时期，必然会有一群人开始跟他撇清关系。
别忘了，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反应是避险，而不是迎难而上。
举一个例子，你在公司和一个高级总监关系很好，但突然有一天，这个高级总监被查出卖公司商业机密，你会替他求情，还是默默地祈祷不要有人借机耍泼把你跟他联系在一起？
选择后者是人的本能。
所以，抓了李元起，借李元起案件搞事情，会威慑到一部分人。
当然，只是一部分在这里面利益参与不算重的人，促使他们站队。
这个局面就已经很好了，至少这是分化东南的第一步。
对东南的打击肯定是很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大到什么程度呢？
关闭《金陵日报》就有了借口了。
这一点不需要崇祯给温体仁下指令，卑鄙狡诈的温部长自己心里已经有数了。
崇祯在想着，李元起被抓，我们温部长现在肯定压力骤减，大概已经去找他的小红小兰们讨厌人生哲学去了。
至于李元起，算是彻底完蛋了。
《金陵日报》和卖国贼扯上关系，就这个理由，够不够被关？
不仅要被关，而且还要严查。
当然，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以通敌卖国的名义去查。
这叫对事不对人，行得正坐得直。
这是其一。
其二，提拔郑三俊来北京，一是补充该有的人才，二是给东南的某些人看，朕对东南的人才是非常尊重的。
不信你看看郑三俊，再看看温体仁，这些都是东南的人。
这叫树立标杆，东南总有被排挤的人吧？
来吧，来朕这里来。
其三、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东南读书人中的翘楚，他们任职了北京大学，也是在告诉那里的读书人，朕是尊重你们的。
其四、温体仁南下南京，去找那些报纸的麻烦，他是礼部尚书，以他阴险的手段，要在那里搞点事情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大家其实并没有发现，崇祯早就在无形中对东南东起了软刀子。
在入秋之前，将北方几个省的基层官吏整顿一番。
与此同时，督察司的人在湖广的任务应该差不多了，而且人员配置上应该会相对充足许多，这样下放到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