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军自然不用说，他们现在只剩了一万人，防守武汉就已经胆战心惊，绝不可能兵出安庆。江南新军现在被南方的光复会闹得草木皆兵。江南新军现在能维持金陵的治安就不错了。更远的新军想到安庆，先得打垮安徽根据地才行。
拒陈克希望同志们能够拿出好办法来，可讨论的结果依旧是先发动安庆地方选举，好歹你也得弄出一个“维持会”来维持安庆的正常营运才行。占据的一团与四团的部队为了清理安庆城内的垃圾，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于这时代没有垃圾填埋技术，按照安庆清理垃圾的报告，安庆外半个长江江面上飘满了各种倾倒进去的垃圾。
部队不可能没事就负责垃圾清理工作，可是新政府已经没钱雇佣清理人员。占据一座城市并且维持城市营运的开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政治与经济搅合在一起的时候，陈克都不敢轻易下定判决。这个问题一拖再拖，谈了三天都没有最后的解决方案。
其他同志因为不懂，所以没办法参与讨论。华雄茂懂的多些，他的烦恼其实不亚于陈克。陈克觉得不能再拖了，他提出要最后表决。大家终于松了口气，表决就表决。烫手山芋先解决了再说。就在要投票的前，一直发言不多的章瑜突然说道：“陈主席，我想去安庆主持工作。”
军委的同志听了之后都是大吃一惊，章瑜竟然有这种胆量。
“你要多少人？”华雄茂急切的问道。他最想的就是把部队车回来。
章瑜说道，“一个营就行。”
陈克也不多想，“章瑜同志，会后你和我单独谈话。”
人民党在行动，姚宏文也在急匆匆的行动，他要尽快赶回上海。姚宏文在日本的时候是知道孙中山的，只是他没机会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孙中山先生平日里要么带着他的日本小妾四处走动联络日本官员和有钱人，要么就和在日本的中国革命领袖们大谈革命，其实也没多少时间和普通的留学生深入探讨革命的具体步骤。
人民党在军事上的连续胜利让同盟会一度很振奋，但是问起人民党的领导者是谁，同盟会里头却并不清楚。光复会与同盟会矛盾一直很深，拒光复会的领袖蔡元培已经倾向于同盟会，但是光复会负责具体革命工作的骨干们对蔡元培很有背道而驰的趋势。同盟会也曾经询问过蔡元培，人民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除了得到人民党的领导者是一个名叫陈克的留学生之外，蔡元培竟然没有别的消息可以提供。
经过多放打听，同盟会才稍微收集到了一些信息。例如人民党的领导者其实是严复和严复的弟子陈克，陈天华没加入了人民党。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拒人民党在安徽已经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同盟会却找不到与人民党建立联系的方式。这对于同盟会而言是一件极为意外的事情。所以他们联系到了姚宏文。
而姚宏文一回到上海，就得知了一个消息。光复会宣布脱离同盟会。
光复会的宗旨与中国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十分相近，说明两者在反满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
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光复会领导人之一：蔡元培
“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对此不表赞同。
由于与同盟会宗旨异趣，“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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