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远心中很是赞叹，徐元山一直在后勤部门，见识上比不了李寿显是很正常的，可是徐元山绝不固执己见，知错就改的这种上进，也已经很不得了。扫视了其他同志一圈，有些同志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对徐元山的赞许，有些同志脸上却是一种嘲讽的神色。还有些根本就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
宽于待人，严于律己。这是人民党一直宣传的作风，但是这种态度本来就是自身素质的一种体现，徐元山并不觉得自己改口有什么丢人的。这是因为徐元山根本就不认为说错了话与“体面”或者“可耻”有什么关系。所以态度极为端正的李寿显固然很值得器重，但是同样态度端正，只是认识不足的徐元山，至少在现在也是个可造之才。但是那些赞许或者嘲讽的同志，他们的素质就值得考虑了。
想到这里，尚远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不是有个好老师，自己的老师如果不是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痛斥一番，自己只怕根本认识不到这些事情。想到这里，尚远觉得一阵后怕。而老师李鸿启的教诲又浮上了心头，“看到了自己内的黑暗之处，找到了克服心里头这些暴虐、残酷、无耻的法子。只要当个真正的劳动者，坦坦荡荡的活着。这暴虐就变了勇敢，残酷就变了坚定，无耻就变了谦虚。”
一走神间，尚远就错过了相当的讨论。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讨论内容已经跳转到了“劳动力积累量与私营企业破产的关系上去了。”
“同志们，现在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同时存在两种局面，第一，劳动力的昂贵。第二，劳动力的廉价。普通百姓除了要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外，还要学一门手艺。农忙的时候自然是耕地，而农闲的时候靠手艺赚钱。这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手艺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昂贵范畴。毕竟农村的生产范围很窄，就那么几样。我家乡爱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而吃智的，一般都是属于比较贵的劳动力。在这方面，同样受到了扭曲供需的极大影响。”
以技术含量来说的话，人民党现在辛苦建造的工业体系，无疑是中国国内“智力凝聚”最高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根据地里头也是不断扩散的。现在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陶瓷品生产厂，日用的碗筷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由于搪瓷碗开始销售，甚至在不断挤压传统的食品容器市场。国营企业有技术，有资金，有市场，传统的作坊面对这种企业的竞争如果能活下来，这才是真正稀奇的事情。
“至于廉价劳动力，例如女性，老人，当然，也有一部分童工。根据地同样提供了极大的劳动就业机会。饲养业自然不用说了，每年的桑蚕生产期，有力气的去挑担，没力气但是有耐心的去照顾蚕宝宝，力气与耐心都不足，但是愿意学习的，则可以在桑园工作。所以原本极为廉价，甚至根本卖不出去的劳动力，现在都能够通过劳动挣到工资。而且这个工资甚至不少……”陈克侃侃而谈。同志们将其与自己负责的工作一对应，不少同志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些廉价劳动的大收购，同样是作坊破产的重大原因之一。”陈克得出的这个结论让大家又都讶异起来。
“私营作坊，归根结底是要赚钱的。以学徒教手艺为理由，这些作坊里面把工资这部分成本给压缩到极限。但是咱们大量收购廉价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其结果就是私营作坊遇到了劳动力供应不足的局面。他们自然无以为继。”
这几年根据地里面的确有这种问题，群众热火朝天的给自己干，直接导致了很多原本只要提供些吃食就能大量招到人的工程变得很难找到劳动力参加。就算是来参加的，也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他们与其说是来参加劳动，不如说是为了混口饭，给家里省点。政府货真价实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政府各种灾害里头得多死多少人，又得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即便如此，人民在能够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政府抛在一边。对待政府尚且如此，对待私营企业自然更是如此。
这次同志们脸上可没有什么笑容了，根据地的一切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到这公共领域的生产中去，不用说别的，光近期规模庞大的基础水利建设工作就不可能及时完工。
“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束后，我说过，我们现在要面临着一个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根据地六千多万人口，想建起一个工业化的根据地，我们会面临艰苦的局面，需要我们人民党人率先付出极大的努力。”陈克说道。
沉默中有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却没有引起全体同志的热烈鼓掌。陈克的解释让第一线的同志们沉默不语。
陈克很清楚，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局面，而陈克自己敢号召人民党的同志们跟着自己一起付出极大的努力，心在回想起来，陈克自己首先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按照正常的劳动与报酬，陈克现在应该是根据地的首富。不用说别的，诺贝尔奖每个单项的奖金为15万瑞典克朗，当时相当于瑞典一个教授工作20年的薪金。因为是共同获奖，陈克拿到了一半。那也是瑞典教授10年的薪金。这笔钱自然是成了购买机器设备的资金。至于按照外国法律，陈克应该得到的各种专利和股份收入，全部归根据地财政所有。
唯一例外的一笔钱，就是陈克的老丈人何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