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首长命令，全师徒涉过河。各连成三路纵队过河。体力强壮的大个子在上游，体弱的和个矮的在中间，中等个头的中等体力的在下游。大家把裤子脱掉，把子弹手榴弹都绑在背包上，然后手拉手，结队向河中走去。张庆林是随他曾经当过兵的二一七团二连一起过河的。老战友和老乡们都说：
“小胖子，你个子太矮了，你跟机枪班的大个子们一齐过好了”。
张庆林说：
“好”。
开始下水，靠岸边水不深，张庆林向河中走去，水越来越深，渐渐地水没过了张庆林的腰部。机枪班的战友们喊到：
“小胖子，你死死地抓住我们的背包带，千万不要松手”。
河水忽忽悠悠，向下流去。张庆林双脚已经踩不着河底，觉得自己已经漂起来了。
于是张庆林的双手死死地抓住战友们的背包带，身体在水中飘浮着，就这样被战友们拖过了马莲河。
前卫部队渡过河后，接着是师直属队和后卫部队渡河。全团的骡马在步兵的下游渡河，驭手们牵着马从水中淌过。卫生队的一头骡子被水冲倒了，它在水中翻来滚去，向下游漂去。
在宁县住了一夜，第二天部队继续出发向关中前进。出发前，师特派员忽然找张庆林谈话，他询问道：
“是不是你说的部队要到宁夏去”？
“我没有说呀”。
那时部队指战员都怕特派员，有句口头禅：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特派员突然找张庆林问话，张庆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紧张。特派员说：
“别人讲是你说的部队要到宁夏去”。
张庆林赶紧解释说说：
“我可没有讲部队要到宁夏去，我是说部队要到宁县去。可能是我们山西隰县人说话，鼻音很重，县夏难分。所以别人就把宁县听成宁夏了”。
特派员一听笑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可见那时部队的保卫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而又及时的。就这点小问题马上就反映到特派员的耳朵里去了。
因为口音的差异，红军到了山西，曾闹出不少笑话。
比如，老红军战士讲的都是南方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语言，北方的山西人就听不懂，只说：
“解（音害）不下，解不下”（意思是听不懂）。
红军战士听不懂山西话，误以为他们说的是：
“害怕，害怕”。
就拼命向老百姓解释道：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还有，红军战士要用老乡的盆子打饭，进了老乡的门，一见地上放着一个黑黝黝的，干干净净的盆子，就跟老乡说：
“老乡，把这个盆子借给我们用一下”。
老乡着急地回答：
“不能用，这是尿盆，尿盆”。
而红军战士则误听为是：
“要盆”，
赶忙说：
“要盆？是啊，我们用完了就送来”。
别说张庆林是穿来的，但是他的口音照样很重，而且也不容易改。
这次张庆林说目的地是是宁县，别人就听成宁夏，造成误会，还有劳特派员出面对张庆林审查了一番，险些被问罪呢。
在宁县住了一夜，部队继续前进。
三天之后，七十三师进抵三原县城，在三原小住数日。
师宣传队住在紧靠三原戏院的一幢民宅内，隔壁就是戏院。
戏院不大，每天都上演陕西的秦腔。因为靠戏院太近了，秦腔乐器，尤其是它的打击乐梆子和边鼓，砰砰、邦邦，敲打的有点震耳欲聋。可能因为部队要改编，宣传队要解散了，部队就管得没有过去严了。喜欢看戏的人，几乎每天都跑进戏院看秦腔，张庆林也是其中之一。张庆林在前世就比较喜欢戏剧，来到这里娱乐很少，有机会看戏自然就很积极了。
戏院老板知道红军战士没有啥钱，就不收红军战士的门票钱，红军战士可以自由出入剧院。老大哥是最喜欢古装戏的，尤其喜欢京剧。平时他总是用自己的嘴巴，又打鼓又敲锣，又拉胡琴，自拉自唱，还摆出正儿八经的做功架势。
他经常唱的段子有：
《苏武牧羊》、《四郎探母》、《捉放曹》、《空城计》、《钓金龟》等。
他的清唱经常博得战友们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因为他有这个爱好，
1938年他担任六八九团宣传队长时，就组织团宣传队排演了京剧《大战平型关》，
他扮演林师长，康应中扮演徐旅长，还有一位同志扮演陈旅长。
张庆林进戏院看戏，基本上都是老大哥带进去，看过的秦腔有《三娘教子》、《武家坡》、《白蛇传》等剧目。
秦腔有点山西梆子的味道，但唱腔更为高亢、清脆、连贯，唱词好懂，剧情好理解。
张庆林的前身参加红军以前在家偶尔看过山西梆子和山西的南路梆子。秦腔更接近南路梆子，所以他喜欢看。有几次老大哥有事去不成，张庆林就自己跑进戏院去看戏。
从那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再看秦腔了，但部队中不乏有陕西关中人，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之时，他们就清唱吼上几句，也令人回味无穷。
七十三师在三原县城住了几天之后，就转移到三原县桥底镇的王社村，进行红军改名的改编工作。
王社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间地带，村子紧靠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