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9日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
新四军4师第10旅与新四军3师第9旅对调，第10旅调归三师建制。
这一决定使第10旅又回到原八路军115师344旅系统。
这支部队是原红25军发展起来的，1935年红25军到达陕北以后和陕北红26军的部队合编为红15军团。
抗战开始，红军改名时编为115师344旅，下辖687团、688团，1938年1月增编689团（原陕北红26军)，
1939年底344旅扩编为18集团军2纵队时，老688团编入了新1旅成为新1团，同时由687团新2营（原344旅警卫营）、旅特务营和冀鲁豫支队5大队（由344旅抽调骨干发展起来的）以及内黄县大队组成新的688团。
344旅南下增援华中到达豫皖苏时仍然下辖687、688、689团等3个团。
1940年7月，黄克诚率领原18集团军2纵的机关和新2旅及344旅687团进军皖东北，后经淮海地区进入盐阜地区，与苏中新四军会合。
皖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3师。
其中7旅是八路军115师343旅的685团，该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1936年东征和西征，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战，685团和687团以及后来的689团经常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次第10旅回归到第3师建制，指战员都感到高兴。
为了执行这一命令，第10旅领导决定于9月1日晚强渡运河，由28组成突击队，担任这次强攻。
渡运河的一线指挥员是第10旅副参谋长冯志同志，由他组织指挥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冯志同志可是一位老工兵。
1937年初红15军团从陕南返回甘肃庆阳、西峰镇地区在泾阳附近通过泾河时，就是由冯志指挥在泾河上架起浮桥，保证全军团通过。不过那次是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架设浮桥，而且河面比较窄。
这次不同了，是在运河北岸的敌人封锁之下，河中还可能有日军的汽艇袭扰。而且时逢9月正是涨水期，河面较宽。旅首长周密考虑之后决定，实行强渡。首先组织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泅渡运河，夺取北岸滩头，占领北岸有利地形，并在渡河点的上下游两端组织火力阻击日军可能来自水上的袭扰保证旅主力顺利通过浮桥。
突击队和架桥任务都由28团担任。突击队是挑选会游泳的干部战士组成，配备短枪、轻机枪和手榴弹。每人配备乘坐一只小圆木盆。
因为部队多是北方人，不会游泳，突击队的成员大多是由旅团机关的南方籍干部自告奋勇组成。
架桥任务由张庆林带领28团1营负责，部队渡河前先在南新集集结，进行准备工作。
冯志副参谋长亲自在驻地的水塘上给架桥部队作绑扎浮桥的示范，实地指导，同时检查部队的架设演习，确保渡河一举成功。
因为运河水面宽一百米，需要大批架桥器材，主要是木板、绳索和铁钉。绳索铁钉就地购买，木板只好借用老百姓的门板。
为了征集门板，团里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在地方同志的帮助下挨家挨户进行动员，由于群众的热情支援，很快征集到所需数量的门板和木板。
待部队通过浮桥渡河后，由部队负责将浮桥放在运河西岸，然后由政府派人将浮桥拖出水面拆卸交还群众。如损坏由地方政府赔偿。
经过周密准备，部队于9月19日傍晚，由南新集出发，西进至码头集以西河段，实施强渡运河。
首先是在运河西岸组织好火力，随时掩护突击队强渡。
由部队南方籍干部组成的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之下下水向东岸推进，快要到东岸时，遭到运河东岸顽军的火力阻击。
见此情况，我军在西岸以猛烈火力压制东岸顽敌，突击队在我火力支援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划进，并以自身火力向岸上敌人射击，迅速靠近东岸。
突击队很快抢占东岸滩头阵地，驱逐了岸上顽敌，然后在河滩展开建立阵地，掩护架桥部队在水上架设浮桥。
张庆林带领负责担任架设浮桥的1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数十块门板连接成一百多米的长桥，从西岸向河中漂放，由于计算准确，浮桥比水面稍长一点，横躺在运河上。
张庆林带着1营顺利地完成架设浮桥的任务，保障了全旅部队当夜安全渡过运河，于9月20日进入淮海地区，完成了进军淮海，第10旅也完成了归建3师的任务。
第10旅进入淮海地区，为该地区坚持斗争增加了新的力量。根据中央主力兵团地方化的决定，
1941年10月，10旅除保留主力28团和29团之外，30团分散编入各县大队或独立团，二十八团机关干部分散到各县大队或独立团。
10月14日，新四军主力在代军长陈帅的指挥下，发动了围歼白党顽军韩德勤部下王光夏部的陈道口战役。张庆林随部在大兴庄一带狙击敌人的增援部队，18日守敌余士梅部被我29团击溃，我军攻占大兴庄，张庆林率领第1营冲锋在前，受到大家的好评。
入冬后的一天，抗日根据地的一位老乡跑到部队报告：
前几天夜里，白党顽军保安旅长孙-(绰号“孙大牛”)，带了140多人潜入我抗日根据地来抓丁，扩展势力。
团参谋长立即命令张庆林带1营向孙-奔袭包抄，将村子团团围住，张庆林发现敌人已在村子围墙的外面拉上了一圈铁丝网，还架设了密布针刺树枝构成的“疙针围子。
张庆林仔细观察了敌情之后，将部队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