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10 时左右蚌埠出来 200 多日寇，扛着太阳旗，摇摇晃晃地向我们驻地走过来。旅部直属队和28团在驻地周围作好简单工事，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
此时大家都非常紧张，估计又要有一场血战。
可是非常奇怪！不知道咋搞的，小日本进到距10旅驻地仅剩下一里多路时突然停下了，向空中放了几枪，哇啦、哇啦叫喊了几声，竟然就又退回蚌埠去了。
10旅的一群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说啥才好。
这个事真的很奇怪，不管他了，既然小日本不来了，那就赶紧按原计划执行好了。
就这样，我们部队吃过晚饭，于当晚顺利越过津浦路，进到洪泽湖西边休整，10旅“的淮上”抗日反顽斗争到此告一段落。
但是，这个起义的425团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后又发生兵变，最后这支部队只剩下陈锐霆等10几个人。建国之初，旅长当东北空军司令员时，陈佩斯则成为为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两人都是我军新型兵种的青年将领。这是后话。
1940年7月，黄大将率领原18集团军2纵的机关和新2旅及344旅687团进军皖东北，后经淮海地区进入盐阜地区，与苏中新四军会合，然后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成立了八路军第5纵队。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3师。
其中7旅是八路军115师343旅的685团扩编的，该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1936年东征和西征，抗战初期的平型关大战，685团和689团以及后来的689团经常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这次第10旅回归到第3师建制，广大的指战员都感到高兴。
这年秋天，10旅将士集结在洪泽湖以东运河南岸，待命抢渡运河，准备前去淮海区创建根据地。可是，运河两岸连一只小船都没有，对岸白军王光夏部重兵防守着。深秋之夜，河水急湍，月色昏暗。
为了执行这一命令，第十旅领导决定于9月1日晚强渡运河。
旅长来到岸边，看了看，说：
“还是用老办法，用突击队上！”
旅长命令由28团负责组成突击队，担任这次强攻。
随即，他命令一面组织好渡河的木排准备搭桥，一面亲自到28团挑选渡河突击队员，说：
“突击队由向太平和陈守榆负责。”
向太平和陈守榆是旅长最倚重的战将，很快他们挑选了一些会游泳的南方士兵和干部，组成了一支几十人的渡河突击队。
突击队是挑选会游泳的干部战士组成，配备短枪、轻机枪和手榴弹。每人配备乘坐一只小圆木盆。因为部队多是北方人，不会游泳，突击队的成员大多是由旅团机关的南方籍干部自告奋勇组成。
渡河前，旅长亲自向对突击队作动员，说：
“你们是英雄的渡河突击队员，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抢渡大渡河的30名英雄，要像他们一样不怕牺牲、奋勇前进，消灭运河北岸之敌，完成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伟大任务……”
他的动员声音很大，铿锵有力，勇士们很受鼓舞。
渡运河的一线指挥员是第十旅副参谋长冯湘同志，由他组织指挥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冯湘同志是一位老工兵。
1937年初红十五军团从陕南返回甘肃庆阳、西峰镇地区在泾阳附近通过泾河时，就是由冯湘指挥在泾河上架起浮桥，保证全军团通过。不过那次是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架设浮桥，而且河面比较窄。
这次不同了，是在运河北岸的敌人封锁之下，河中还可能有日军的汽艇袭扰。而且时逢9月正是涨水期，河面较宽。
旅首长周密考虑之后决定，实行强渡。
首先组织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泅渡运河，夺取北岸滩头，占领北岸有利地形，并在渡河点的上下游两端组织火力阻击日军可能来自水上的袭扰保证旅主力顺利通过浮桥。
作为前锋，张庆林代表1营争取到了架桥的任务。
部队渡河前先在南新集集结，进行准备工作。冯湘副参谋长亲自在驻地的水塘上给架桥部队作绑扎浮桥的示范，实地指导，检查部队的架设演习，确保渡河一举成功。因为运河水面宽一百米，需要大批架桥器材，主要是木板、绳索和铁钉。绳索铁钉可以就地购买，木板只好借用老百姓的门板。
为了征集门板，28团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在地方同志的帮助下挨家挨户进行动员，由于群众的热情支援，很快征集到所需数量的门板和木板。
部队通过浮桥渡河后，将浮桥放在运河西岸，由当地政府派人将浮桥拖出水面拆卸交还群众。如损坏则由地方政府赔偿。
经过周密准备，部队于9月19日傍晚，由南新集出发，西进至码头集以西河段，实施强渡运河。
首先是在运河西岸组织好火力，随时掩护突击队强渡。
随即，向太平带上了一挺轻机枪架在木排上，信号弹发出了，突击队开始下水抢渡，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之下下水向东岸推进，快要到东岸时，遭到运河东岸顽军的火力阻击，对面敌人发现10旅抢渡，一排排的枪弹扫射过来，我部队在西岸以猛烈火力压制东岸顽敌。
突击队都是10旅的精兵，个个勇不可挡。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划进，并以自身火力向岸上敌人射击。迅速靠近东岸。
突击队在我火力支援下，冒着密集的炮火在水中浮游着前进，很快就冲上了岸，然后，突击队很快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