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十分恨的，就是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这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韩宜可的倒霉，也就顺理成章。这次跟斗栽的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发配到这地方，人生前途基本全废。
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岳阳楼记》，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王景共勉。行至云南，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雷事”，郑重的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一篇墓志铭。
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的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气不萎达，生知命寿，乃夷我铭，其藏阙期。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而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以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推广文教。临安卫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复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在这新岗位上，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更不以身份出身论人。而且哪怕是学生家长过意不去，送来各种礼品，他也分文不收，全数退回。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都是知无不言。即使有时候学生文化低，听不明白，他就更不厌其烦反复讲，以当地地方志的记录说，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都生疮。依然非常欣慰的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做老师的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请教学问，举手投足更向韩宜可行弟子礼。更被打动的，却是当地的官民百姓。这个素来民风凶悍的地方，起先刚设府学的时候，老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
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的民风更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年创新低。同样高速发展的，更有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五十二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盛于诸郡”的文化胜地，韩宜可更是奠基人。
这事的意义，往小了说，是发展了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往大了说，真个为维护大明的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地处在这样的边陲绝地上，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大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了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的不行，不过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消了气的朱元璋，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而在朱元璋过世后，登基后的建文帝朱允炆，经过礼部侍郎陈性善的举荐，终于重新启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接旨后的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又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您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但经过十五年的流放生涯，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一路紧赶慢赶。以云南地方志的说法，他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给新皇帝讲出来，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再到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兴奋到激动人心的勾画。
然而就在他的车架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沉默的熄灭下去。在韩宜可过世八年后，云南临安府学子张文礼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永乐皇帝朱棣十分感兴趣，还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张进士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而后明王朝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两省，为韩宜可大力立庙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