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实行于南、北两直隶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由南、北太仆寺掌管，其所得马匹主要供给京营骑操。
因此太仆寺虽然隶属兵部，但是民牧马匹的具体事务从明初开始就一直由太仆寺打理。
按照晚明的情形来看，皇帝若想给自己的禁军装备战马，一般只能寄希望于太仆寺。
倘或去下旨垂问兵部，兵部大概率也是再下一道指令反问太仆寺。
九边的马匹数额原本就入不出敷，除了太仆寺，兵部尚书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比皇帝还要多一条调马的路子。
而且虽然两京太仆寺格局相似，但南太仆寺只管理南直隶地区，北太仆寺却管理着北直隶、山东三府及河南的三府一县。
自正统十四年后，北太仆寺所督理的民间孳牧，除了原有的种马外，还多了寄养马。
因此于民牧而言，无论是范围还是深度上，北太仆寺都远远胜过南太仆寺。
朱翊钧心里清楚，马政一旦溃烂，那么南太仆寺一定比北太仆寺的情形还要糟糕许多。
“朕记得徐卿先前为朕建造寿宫，亲自相土以定高下，又精心核算，为朝廷省钱数十万缗。”
朱翊钧一面慢条斯理地说着，一面将视线定格在自己腰间的玉带上。
他当了快一年的皇帝，还是很怕看到别人朝他磕头，
“如何一去了太仆寺，便连调拨马匹都束手无策了？”
徐泰时叩头道，
“马政乃历朝痼疾，俭省仅堪为一时之策。”
“臣观前朝史书，见蒙元起于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取天下，古或未之有，其起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
“蒙元之牧地，东越耽罗，北越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
“然至我太祖高皇帝起兵之时，蒙元已是马匮牧散，乃至元顺帝用军之际，竟以到了以‘括马’之名四处征掠地步。”
“彼时江南已不产马，百姓因战马而横遭征括之累，又懔于蒙元峻严之苛法，以致视养马为畏途，更视蒙元为仇寇。”
“昔年蒙元之牧场遍布四海，元帝尚受乏马之困，何况如今我大明草场匮缺，孳牧艰难。”
“太仆寺之设，原理马政，而自种马卖而俵马行，于是始有本色与折色，随宜派征，而马价、草料等银，岁征大约四十余万，以待买马之需。”
“自后各边请发，始而借支，继而年例，如今一切军饷取足兵部，兵部则必取诸于寺库，于是支发若流，积贮不支。”
“马价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寺库实际所存者，不过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而已。”
“虽有旧库一区，嘉、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使春运尽完，不过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而已。”
“臣私以为，兵多不若兵精，目前太仆寺已见匮竭，日久则必不能支，实恐锱铢取之而泥沙用之，涓滴收之而尾闾泄之矣。”
“皇上明旨恒称内库缺乏，然臣等不言，皇上岂亦安知寺库缺乏如斯……”
朱翊钧淡声开口道，
“好了，朕不过是问了一句，还没出言斥责，倒引出徐卿的许多抱怨来了。”
朱翊钧略一掀眼皮，见徐泰时仍额头贴地地跪伏在地，顿了一顿，又垂下了眼帘，
“古之太仆虽职主内厩，然昔年周穆王命伯囧以绳衍纠缪，汉之石庆策马之对贡禹，唐之张万岁、王毛仲以蕃马而得收一缣易一马之效。”
“此则上而官同职异，下而官同道异之理也，徐卿论元史，便是要朕以史为镜，朕论先贤，也是要徐卿以人为镜。”
徐泰时忙磕头道，
“得失轻重，固在其间，臣实不敢对皇上有所欺蔽。”
朱翊钧顿时沉默了下来，徐泰时的这个反应很明显对应的是自己的第一种心理准备。
他的确是预备来向皇帝说实话的，但是他也知道“实话”已然对挽救马政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朱翊钧对这个结果当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心里总有一些隐约的失望。
他觉得万历十六年的马政情形理应比崇祯年间要好上一些，没想到徐泰时一进文华殿就像韩一良一样给了皇帝一个看起来诚实积极实则代表否定的表态。
朱翊钧轻轻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告诉自己千万别着急。
现在李自成还没出生，解决李自成父亲的生计问题，总比直接面对李自成的生存问题的余地要大上一些。
李自成父亲也是李自成决心造反的一大原因。
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当年被佥派为“马户”，因养马而赔累破产，后又因转行买卖瓷器而不幸失足身亡，导致李自成家道中落，使他不得不外出谋生，应募到银川驿当上了马夫邮递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发生在李自成人生里的那一连串连锁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不是崇祯皇帝决定裁革驿站，而是明廷极其不合理的马政制度。
如果不彻底改革马政，那么即便自己现在立刻传旨陕西米脂县去捉拿李守忠，也无法真正防止另一个“李自成”的诞生。
李自成只是明末种种腐败制度下因时机巧合而偶然形成的一个“农民领袖式”的人物，他本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个能随机滋生李自成的社会体制。
“古人云，‘人主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徐卿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