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楠对胡志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胡志强并不知道，将军和士兵，研究有什么分别。
但就电视机厂的情况来看，他目前所从事的在生产线上组装电视机的工作，单调乏味。比起坐办公室的人来说，要差了一些。
在生产线上组装电视机，得一直站着，像付汉生这样的上了年纪的老同志，时间站长了，身体会吃不消。
所以他频繁上厕所，也是有原因的。
锦城电视机厂，要勇争行业先锋，勇立时代潮头，那就得有新举措，新作为。
刘厂长要推动锦城电视机厂再创辉煌，采取什么办法措施，他并没有立即下结论，而是让各科室、各车间组织职工讨论。
这是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表现。他自己作出决断，那是他的个人决定，大家不认同。而大家共同作出的决定，执行起来，阻力就会小得多。
组装车间很大，不可能把职工全部集中起来开大会讨论，杨主任让各组先讨论，形成书面意见，最后再召开领导干部会讨论，形成上报方案。
刘招娣召集付汉生、胡志强和汪月琴讨论。
胡志强说：“要提升工作效率，非常简单，实行计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搞平均主义。”
付汉生说：“我同意胡志强的观点，只要能挣到钱，多干点也不怕。”
汪月琴说：“我也没意见，我手脚慢点，干得少，我就少拿一点，不占你们的便宜。”
刘招娣说：“你们都不怕，我又怕什么呢？人们能干，我也能干！”
刘招娣把小组讨论意见上报给段长来福礼时，来福礼狠狠地批评了刘招娣。
来福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劳动，只是一种形势，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习惯。是自觉自愿的一种行为。你们提出来的计件发工资，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派，跟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刘招娣听来福礼上纲上线地这么一说，吓了一跳，赶紧把讨论意见撤了回来。
组装车间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最终确定的讨论方案，是加班加点生产。
七十年代初期，锦城牌电视开始进入成都人家庭。当时，国内企业象牡丹、金星、熊猫这样的品牌已经有了知名度，也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因产量不大而需求旺盛，全国电视机市场的竞争局面没有真正形成。
刘厂长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多干快上，这时无疑是正确的。既然锦城牌电视机这么紧俏，那就班加点生产呀。
在领导干部大会上，刘其中厂长宣布了锦城电视机厂的建设方案：工人分成三班，每班8个小时，全天候运转，人歇机器不歇，加班加点生产。
现在，电视机年产量15万台，改进作息时间后，每天排三个班。预计明年的年产量，将达到20万台，成为全国排名第六的电视机生产厂。理论上，工作成效应当提升30以上。
锦城电视机厂，现在是八小时工作制，大家朝九晚五，日出而作，日落而栖。按部就班、不紧不慢地工作。
现在，这种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以前一天一班，现在，一天三班。
但既然是改革，那就有牺牲。改革通常要先让一部分人，失去既得利益。有一部分人，有意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是，支持的人也不少。比如上了晚班，他白天就可以做其他事，时间更自由，更灵活了。
办公室里的一些工作，于莲花不想做，她就来找胡志强，让胡志强帮忙。
胡志强把一些母亲不要的化妆品，比如粉底、胭脂等，拿来送于莲花，继续骗她说，是美国亲戚带回来的。
于莲花对胡志强，是另眼相看，总想把他置于自己的管控之下，不时利用他。
元旦节，胡志强收到了一张贺卡。这张贺卡，是苏玉婷从北京寄来的。贺卡上，用纤秀的钢笔字，写着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胡志强不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但他非常珍惜这张贺卡，他把它藏在床头的柜子里。尽管他知道，苏玉婷已经和他哥哥胡志华恋爱了。
苏玉婷确实和胡志华恋爱了。周末，他们一起爬香山，赏红叶。一起到北海公园划船，欣赏着湖光塔影。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
但苏玉婷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胡志强，她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胡志强来，她总是担心他会变成一个坏人，她想要他过得更好。
胡志强决定给苏玉婷写信，他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又说不出来，最终，他给苏玉婷的信，只写了一句话：我很好，在锦城电视机厂工作，月工资28元。
胡志强觉得，应该告诉苏玉婷，自己参加工作了，不会成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鬼混了。
锦城电视机厂的改革，很快就推进了。不过，胡志强非常幸运，他从生产组装车间，直接调到厂办工作。
刘厂长背上的囊肿，吃了郑楠开的药后，并不见明显好转，郑楠为刘厂长做了手术。期间，郑楠说，自己有个亲戚在锦城电视机厂。
刘厂长问，在哪个部门，叫什么名字。
郑楠说，在组装车间，叫胡志强。
刘厂长说，这个小伙子我认识，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