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阿姨是基督徒，她遵守基督教所有的规则仪式，哪怕刮台风，星期天都要去做礼拜，不过她祷告祈求的内容是，主啊，我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我一直衷心的侍奉你，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孟时喝了一口装在袋子里的豆浆，说，“这就是根吧。”
洛雨诗一口牛奶喷了出去，神特么主保佑高考，上帝他管的着高考的事吗！
杨衣也被孟时这个例子弄笑了，说：“我国现在的基督徒不在少数，他们祷告的很虔诚，但他们祷告的时候没有神学观念，而是在请求，请求的、想要的，都是我们忠国人的价值，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灵魂是有罪的需要救赎，
这部分人和欧美的基督徒划不了等号
但你要是你阿姨基督徒吗？当然是，不过是形式上。
她去教堂礼拜和去庙里上香没有区别，对上帝的尊重和对菩萨的尊重是一样的，这就是根性。”
孟时说：“是什么造就了根。”
杨衣说：“根在语言，汉语，我们只要在汉语中，我们就一定在忠国思想中，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基本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方言保护，每一种方言里，都有着这个地方所在的文化背景，都有着这个地方人们所固有的民俗特色，
如禁忌语、引语、顺口溜、戏剧、曲艺、祭祀词等“口头文化”，一旦根植于乡土、根植于一定群体的语言消亡，这个地方将面临着文化荒芜的危险。”
说起语言，杨衣开始进入导师的状态：
“我们拿一个个词语做符号，给外部事物贴上一个个标签，然后我们把词语组织在一个个句子里，用一个又一个句子来保存和传达信息、知识。
科学是这么来解释人类语言的。
但这种科学观点，仅仅把语言视作符号工具。
这种理解错失了语言的本性，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人在语言中，人才有一个世界。
为什么一些身在他乡的人，遇到操着自己老家方言的老乡，会感到那么亲切，原因就在于勾起了对家乡的向往，唤起了内心深处的乡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音与乡情是相伴相生的，乡音在、乡情就在。
而乡音、乡情等元素集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乡愁”。
我真的不敢想象没有乡音、乡愁的未来。
人在自己的语言中，获得了对世界最基本的理解和框架，形成了最基本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态度。
汉语，我们民族的母语，把它和欧洲语言对比一下，差别非常之大。
英欧语系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而汉字和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说汉语的汉民族，对世界的理解，理解的框架，生命情感，人生态度，和生活在欧美，欧美语言下人，完全不一样。
不管我们怎样向西方文化学习，西服革履，吃汉堡喝可乐，学英文、出国留学，移民，只要不把汉字、汉语忘了，在汉语中，就在忠国思想中。”
孟时挠了挠头，轻飘的说，“鲁迅：‘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胡适：‘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
五四运动后，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忠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
‘欲使忠国不亡，欲使忠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孟时对于从晚青就开始，前赴后继一波又一波的废除汉字运功，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新忠国成立后，文字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还是着手研制拼音方案，废除汉字，改成拼音文字。
甚至当时吴玉章的“北拉派”（北方话拉丁化拼音方案）已经开始推广，只是被黎锦熙的“国罗派”（国语罗马字），极力抵制。
因为两派相争，导致两边的方案都无法实施，直到1957年，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问斯/大林，忠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
斯/大林说，忠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
同年11月11日，双十一，吴玉章(北拉派)和黎锦熙(国罗派)联名发表了《六十年来忠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
最终，汉字没有像蒙古文字、越南喃字那样变成欧洲文字的亚洲变种，拼音仅仅是一个工具。
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废了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几代之后汉字从社会中淡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典籍、文化思想…无法想象…
面对孟时背诵的这些‘语录’，杨衣严肃的说：
“在今天博识的人们看来，废除汉字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但对钱玄同、鲁迅、傅斯年等人来说，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后人不可轻侮先哲们这份严肃与沉重。”
杨衣默默把胡适从“先哲”名单里摘了出去。
胡适是京大的校长，后跟蒋去了湾仔。
当然，当时同去的还有青华校长梅贻琦。
但两人的动机截然不同。
胡适是因为他对共党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而梅贻琦随蒋去，完全不是个人原因。
当时支持青华大学运转的庚子赔款是美国支付的，他只有选择跟随亲美的国党才能够让学校继续得到这笔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