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这里申请，”昌庆说，“我和香港康平文化出版社已经谈妥了，以康平文化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办一份《社会观察》杂志，他们手里有出版物的国际编号，我不用申请大陆的杂志编号。我每年只交给康平出版社五万元管理费就行了，其余的有效证件，都由它们提供。”
“靠出版杂志，能赚到钱吗，”恒安担心地问，“你出的杂志，能卖出去吗？”
昌庆听父亲这样问，知道父亲是局外人，并不清楚行中规矩，笑了笑，说，“爸，这本杂志，只是我的门面罢了，我根本不用它赚钱，甚至赔钱都行，我只要把握住，不发表那些揭示社会深层次矛盾，免得引起上层反感，能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我要赚的，是管理记者站的钱。”
“怎么管理？”
“我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内地事件频发地区，建立记者站，这记者站，由行中高人自行管理，我只收取它们每年五万元的管理费；另外，向他们招聘的记者收取培训费。以每个记者站至少招聘一百人的记者编职算，我每人只要收取三千五百元的记者培训费，向他们颁发记者证，那样话，一百个记者站，一年下来，就能收入三百多万元。”
“可你养了那多人，靠一本杂志，能够给他们开销吗？”
昌庆听了，知道父亲并未领会个中奥妙，笑了起来，“爸，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记者站，是由它们自己管理的，我只收钱、发证，其余的，一概不管。”
“那记者站的人，靠什么生存呀？”
“自己创收啊。”
“创收？”恒安颇感纳闷，问道，“怎么创收？”
昌庆并没直接回答父亲，只是问道，“爸，你看我这车，还行吗？”
“还行。”
“这就是铁建七十五工程局的老总送我的。”
“他为什么送你车？”恒安听昌庆这样说，心里开始不安，惊疑地问道。
昌庆倒显得很冷静，慢条斯理地告诉父亲，“它们承建的云南璟梧公路，通车半年，就成了洗衣板路，瘫痪了。报社接到举报，派我去采访。我在北京请了路建专家和我同行，实地一看，吓了一跳，新修的公路，只几天功夫，路面就出现了水波纹，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无限长的黑色搓衣板。专家敲开破碎的路面，发现路基只有十公分，和标准路基五十公分，整整差了五分之四，就连这十公分的路基，也是偷工减料，水泥标号远远不达标。随后，我到当地的交通局查阅了工程的招投标、承建方资质、工程监理等情况，发现整整是一本糊涂帐，主管厅长连见我一面都不敢。我在那里采访了半个月，写出一份采访报告，交给当地宣传部，要求核实签字，结果，当天晚上，铁建七十五局的老总就请我吃饭，散了局，他陪我回到宾馆，给了我一张五十万的存单……”
“你收了？”
“这钱我哪能收？”昌庆说，“一旦收了，弄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老总看我态度坚决，又变通说，我在北京工作，北京城太大，没有个交通工具，行动不方便，提出要借辆车给我代步。见他态度诚肯，我觉得这事稳妥，应许了下来。这次采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周后，老总兑现的承诺，亲自帮我把车的手续办好。可我心里清楚，这毕竟不是正道儿，我现在毕竟是端人家的饭碗，还有个纪律约束，一旦让人捅漏了，脱不了干系。所以我就合计了，与其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在人家手底下偷着做，我干嘛不自己把工作辞了，光明正大地做呀？爸还不知道呢，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看准了这是条生财的道儿。平时我们出去采访热点事件，经常会碰上一些假记者，他们拿着伪造的假记者证，大模大样地招摇撞骗。因为他们的证件是伪造的，就使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做起事来心里也没底气，畏首畏尾的。我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发放证件，使他们的身份合法化，你说，他们还会在意给我几个管理费吗？”
说话间，昌庆把车开进一个小区。昌庆把车停好，下了车，给父亲拎着包，领着父亲走进一个单元。上了二楼，开了门，让父亲进屋。恒安刚一进门，觉得眼睛有些眩。昌庆的家里，装修得像皇宫。宽敞的空间，比高档酒店还要华丽几分，镜面一样的地板，让人不忍心把脚踩在上面。见昌庆在门边脱了鞋，恒安也学着样儿，脱鞋进去。
“爸，你看我这家，还行吧？”昌庆向屋内挥了下手，脸上露出几分得意。
恒安小心地踩着地板，在屋里转了一圈，坐到沙发上，问昌庆，“这房子多大？”
“一百五十来平。”
“自己买的？”恒安问道，心里却有些怀疑，“花了多少钱？”
“朋友送的。”昌庆得意地说。
“还是那个修路的？”
“不是，”昌太说，“这是山西一个煤老板送的。”
“他为什么送你？”
“摊上事儿了。”昌庆随口说，“他私挖滥采，违规作业，引发瓦斯爆炸，死了五十多矿工。地方政府帮他捂着，打算把事态平息下去，不想这小子太抠，给死者家属的钱太少，每人只给了五万。死者家属闹了起来，各路记者都过去采访。地方政府为了控制事态，组织警察封了矿，拒绝记者到现场采访，暗下给每个记者发了两万元的封口费。我用这两万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