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出冯天放语气中的讽刺味道，傅松的牛脾气上来了，“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只要钱给到位，就没有挖不动的墙角！”
冯天放笑呵呵道：“行，那我等着，看看你能找个啥样的好秘书，别到最后又找了半个秘书，跟这半个秘书凑一对，哈哈，正好一个秘书。”
傅松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那就走着瞧。”
冯天放端起茶杯，“怎么觉得你信心挺足的。”
傅松哼了一声，说：“我不差钱儿，一个月工资一千块钱……。”
噗……
冯天放又喷了一口茶，瞪着眼睛问：“你说多少？”
傅松风轻云淡道：“月薪一千啊。我还没说完呢，除了月薪外，还有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干够三年送一套房子，如果不喜欢楼房，就咱们这里的小洋楼我再搞一栋，离我家还近。呵呵，我就不信没人动心。而且这个价一点都不多，在我眼里，人才无价，一千不行就两千，两千不行就三千，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
冯天放吹胡子瞪眼道：“钱不是万能的！”
傅松露出一副欠揍的笑容，“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看着冯天放夹着材料气呼呼地走了，傅松轻轻地摇摇头，老爷子，您的观念已经过时了，马上就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了！
这个时间并不遥远。
后世很多人都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路，这话放到1980年代同样适用。
改革开放快十年了，短短的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改变最大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改革疲劳症正在凸显。
所谓的“改革疲劳症”，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疲劳懈怠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二是改革的动力在减弱；三是对改革的畏难情绪在增加。
改革疲劳症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
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价格双轨制”则为部分群体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
到了19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
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地方政府层面的gdp主义，以及个体层面的拜金主义，其背后的逻辑都表现为将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是最大的成功，于是“一切向钱看”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这种病态的价值观并没有像顶层设计者预想的那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夺食，谈何容易？
所以，所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只实现了半句，至于另一半，最后成了一句空话和笑话。
傅松想为此做点什么，但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他一个人毫无抵抗之力，有时候他也会扪心自问，未来自己到底能不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守住本心？
第二次研讨会，还是傅松主讲。
“上周我们简单梳理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内容，并针对纲要中的重点章节逐一进行了解读。因为时间的关系，上周结束的比较匆忙，对于规划纲要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讲到，所以今天就先讲问题。”
“有些同志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直接按规划纲要干就是了，讲问题干什么？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想法不对，为什么？”
“规划规划，必须得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什么是科学性？简单地讲，就是要搞清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规划告诉我们要这么干，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我们闷头就干，干完拉倒，不去思考背后的原理和逻辑，我们就成了工具人。所以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在具体工作中，有的放矢，遇到问题时不会手足无措。”
“本次的《规划纲要》就存在这个问题，可能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对规划的理论依据研究得很少，而且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这就给我们提了个醒，今后不管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是城市总体规划时，都有必要事先开展理论研究，回答好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关键问题。”
“什么是前瞻性？这里的前瞻性不仅仅指的是规划目标的前瞻性，还包括技术、方法等方面的前瞻性。《规划纲要》在技术方法上，主要以传统的规划手段为主，新技术手段运用不多，而且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同志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要紧跟技术发展的方向啊。我84年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在咱们沐城建委，那时候单位的同志们还埋头在聚酯薄膜上，一笔一划地画道路红线图。
当我们还在手绘规划图时，美国那边的同行，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将地理信息数据重新编码存储于计算机中，使用计算机辅助规划设计。我们这边十天半月出一张规划图，人家那边半个小时出一张规划图，而且更准确，还可以反复调试……。”
一口气讲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