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垂头丧气地走在哈密市胜利路上。10月的阳光明亮而没有热度，街道旁榆树杨树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落叶了，我们到底何去何从？
是否去邮政局领奖金成了我们争论的焦点。我的意思是光明正大地去领，老板娘还没顾上这事；梁和景劝我算了，派出所可能已经在邮局等着了，去了是自投罗网。眼看走到邮局门口了，我下定决心对梁和景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领，情况不妙你就赶紧跑。到了邮局，领奖台前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模样俏丽的女孩在无聊地修指甲。当我怯生生地报出了自己姓名，女孩眼睛立即亮了：真有你的！整个哈密市只有十个人中了奖，你是其中一个！我们都在猜这个牛人是谁，还能挣上我们邮局的钱！我赶紧掏出了身份证，然后在获奖名单上签字，领了那金贵的60元钱。
这是我们入疆以来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夜晚。刚入疆时的忐忑，惶惑经过二十多天磨炼已经减轻了许多，我们终于有闲暇时间慢慢在街道上溜达。
现实的哈密和我想象的哈密完全不同。在我的想象里，哈密应该是土楼高耸，各民族载歌载舞，满大街甜瓜、葡萄的地方。我感觉实际上除了浓郁西北风味的饮食、拗口的地名和老家不一样，操全国各地口音，南腔北调的的人多以外，和家乡并没有本质不同。
不觉我们散步到一个广场，广场边上一片霓虹灯在闪耀，“曼陀铃”三个字熠熠发光，里面断断续续传出放肆的笑声与粗野的歌声。我知道这就是刚流行起来的所谓舞厅或歌厅吧。广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个电视机，一个录像带，两个小喇叭带一个麦克风，也组成了一个小型“歌厅”，一个小伙子正大声吆喝着“一首两块，五首送一首”，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鼓足勇气唱一首，然后或镇定地或面红耳赤地离开。
我们在露天“歌厅”旁的石板上坐了半天，招揽生意的小伙子开腔了：“兄弟，白听了半天歌，也照顾一下生意，唱一首啥！”说完把一张脏兮兮的选歌单扔给了我们。我和梁和景面面相觑，就我们这怂样还唱歌？但是既然人家问话了，好歹我也得回答啊。我站起身子，双手将选歌单还给小伙子，装着老练地说：“兄弟，来这里找亲戚，没找到，还正在犯愁哩，作难那，哪里还能唱歌啊！”小伙子见怪不怪地说：“这样啊，我今天也是第一天练摊，该收摊了，我给你俩找个去处。”我和梁和景对视一眼，心里高兴极了，忙不迭地帮小伙子收电线，装箱子，然后把所有家伙什装上一个三轮车，小伙子骑着，我们跟在三轮车子后面走。
黑灯瞎火走了三十分钟，小伙子说到了。我一看，三轮车停在了一个还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几栋在建的楼房围成了个小区，中间杂七杂八堆放了水泥，沙子，木板等材料。小伙子把我们领到其中一个单元门口，指挥我们卸车，然后说：“这是我舅舅的工地，我找了个地下室放东西，你俩可以住到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把东西搬到地下室，地下室不大，有二十平米，中间吊了个白炽灯，地上扔了几个床垫。小伙子打着哈欠说：“快睡吧，我走了，明天放你们。”说完扭身走了，“啪嗒”从外边锁上了门。
第二天，我被一阵尿意憋醒，估计天已大亮。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是工人开始干活了。搅拌机的咣当声，电锯的吱吱声，让人心烦意乱。我使劲拉了拉门，那门是一整张铁皮焊的，非常结实。地是红砖铺的，我揭开一块红砖，痛痛快快撒了一泡尿，又小心将红砖盖好，这才算心满意足。
已经到中午饭点了，可以清晰地听到工人互相呼唤着去食堂打饭的声音。“哗啦”门开了，昨天那小伙子提了两个塑料袋走了进来，“赶快吃吧！这是我刚从食堂打来的，大白馍馍和豆角肉，吃完我领你们去见我舅舅。”我和梁和景急不可待地打开塑料袋，一人抓了一个大馍馍，大口吃了起来。
小伙子自我介绍姓鲁，家是老皮革厂的，这块地皮就是皮革厂的厂区，被他舅舅买下来搞房产开发，“我舅舅可是大老板，你们说话千万小心！”
大老板果然有派头。在一辆蓝鸟车（后来才知道这高级车的名字）的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听了小舅子诚惶诚恐的介绍，大老板皱了皱眉，但并没答话，而是一叠声叫着：“范老六!范老六！”，刹那，不知从哪儿一跑一颠冒出来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小个子，用四川话油腔滑调地说：“领导，啥吩咐？”“这两个小伙子交给你了，当小工吧。”“领导，现在缺的是大工，砌砖，抹灰，都要得，小工满大街都是。”“就这样吧！”大老板车门一关，小车一溜烟走了。
范老六狠狠瞪了一眼小鲁，“我就知道是你娃搞得名堂，还不是想找人帮你干活?贼大鬼！”小鲁无辜地笑了笑：“范老板，工地不是也缺人嘛。”范老六转身对我俩说“既然来了就好生干活，下午你们两个清模板。”
转眼间，我和梁和景完成了饭馆逃亡服务员到建筑小工的华丽蜕变。我和梁和景一人一把刮刀，面对的是堆成山糊满了水泥浆的各种型号、大大小小的钢制混凝土模板。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模板用刮刀铲干净。别说干活，刺耳的钢铁和钢铁的摩擦声就让我受不了。我揪了两个纸团把耳朵堵住，可刚干了一钟头两个大血泡就从手掌上冒出来。我看了看面前这些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