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7日，委员长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
是对日作战，而不是对日本“宣战”。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不对日宣战，日本也是如此。
谁都不愿意宣战。
这是从国家利益方面来考虑的。
民间早就有声音传出，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日宣战。
当年慈禧还向洋人们宣战了，怎么到了国民政府这里，反而就不敢宣战了？
其实宣战很简单，就一份公文而已。
但更多的，要从整体的得失来考虑。
委员长在庐山宣布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也已经决议对日抗战，只是在方式上“暂不取宣战或断绝国交方式”，仍向英法俄等国协洽，并诉诸国联。
而若诉诸国际公法，根据伦敦《侵略定义公约》第二条“凡首先向他国宣战，即为侵略行为”。
中国抗战在于反侵略自卫，对日本“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不宣战，中国自然不宜主动单方面宣战。
此外，这一决定也受到美国《中立法》的影响。
如果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根据《中立法》规定，美国将同时禁止向中日双方运送物资。
中国没有船队，且港口遭到封锁，势必无法得到援助，而日本仍可利用“现购自运”的规定，组织船队自行购买、运输美国物资。
国民政府判断，此种情势“有利于敌而有害于我”。
中国方面这么做，日本政府也是一样的考虑。
原本日本是决定对华宣战的，但是日本当局通过研讨后，最终决定放弃主动对华宣战断交。
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各自分析宣战得失问题，结果均认为不可对华宣战，其主要考量为，如果美国启动《中立法》，对中日同时实行禁运，固然会对中国的武器输入造成巨大打击，但对日本而言，除军火外，必不可缺的石油等资源贸易，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此外，中国会以宣战为由，撤销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华权益，激扬抗战热情；宣战同日本鼓吹的“中日提携”相矛盾等。
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对华宣战，参谋本部方面也对宣战采取了消极态度。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日两**队大打出手，但谁都没有宣战断交！
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
中日双方在北平激战正酣，而在上海，随着丁远森遇刺案的发生，民间的抗议浪潮愈演愈烈，中日两国情报机构的较量，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上海，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想往其中插一脚。
一份份不知真假的情报，源源不断的汇聚到了这里。
有人拿着一叠纸，上面都是看不懂的文字符号，跑到上海区去请功，告诉中国特工们，这是他倾家荡产，花费重金购买到的日本绝密电报密码。
有了这份绝密电报密码，日军再无秘密可言，战局瞬间便可扭转。
他是爱国的，愿意贡献给国家，只要把他的本钱五十万大洋拿回来就行了。
于是，他被装进麻袋扔到了黄浦江里。
有人跑到日本某个特务联络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他说，自己在政府里有人，愿意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力行社上海区全体投降。
只有一点点的活动经费就行。
所以，他永远的失踪了。
哪个时代，都有小丑。
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在抗战，可是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心甘情愿扮演者小丑的角色。
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卢沟桥事变一起，他们居然欢欣鼓舞。
日本开战啦，大日本帝国威武，中国就要灭亡了。
这个时候，不表达一下自己对于大日本帝国的忠心，那是绝对不行的。
有人迫不及待的向日本表达忠心。
有人则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抛出了种种古怪言论。
什么中国战则必败，战则必亡。
什么当务之急，只有讲和才能挽救中国。
什么把北平割让给日本，把整个华北割让给日本，则可换来中国百年之和平，等到国家强盛了，再把失去的土地要回来就是了。
一群，跳梁小丑！
……
顾嘉轩是上海五金商会会长顾南竹的儿子。
顾南竹是有名的奸商外加汉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顾南竹是最先鼓吹战必败，战必亡的那批人。
“津地阁下，今天的会面很愉快。”顾嘉轩一脸讨好地说道：“家父的意思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顾家永远都是日本国的朋友，但有需要，只管开口。”
“顾公子，你们的友谊，我会牢牢记得的。”津地真祥笑容满面：“中日互相提携，共同强大，我们的苦衷，顾先生是最了解的。”
“好的，好的。”顾嘉轩一迭声地说道：“津地先生，我开车送您回去。”
两个人走出了饭店。
外面，一个乞丐在那乞讨。
两个黄包车夫一看到有人出来，赶紧迎了上去：
“老板，用车伐？”
“我们去……”
顾嘉轩话音未落，忽然，边上冲出了几个人：
“别动！”
津地真祥刚想反抗，原本坐在那的乞丐一跃而起，一板砖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
“老刘，老刘，出事了！”
小巡捕摸向了警棍。
“做什么？”老刘一瞪眼睛。
“对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