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80年第6期杂志发行的当天。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叫南山的南方小镇上，27岁的文学青年汪石枕着一本已经被他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
1977年汪石从金城铁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羊城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到1978年他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这个时候的南山还是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宿舍里面的双层铁架床，汪石住在上铺，羊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施工空暇他去了新华书店，因为在工作之余他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今天他从在书店除了买了几本书以外，还买了几本时下最流行的杂志。
《中国青年》是时下很多青年的床头读物，汪石也不例外，他把买来的书先放到了一边，先翻开了《中国青年》。
上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位叫潘晓的年轻人的来信，讲述了她在生活和理想中的迷茫，汪石读了之后深有体会，好几天晚上都憋着想给杂志社写一封信，跟这个叫做潘晓的青年好好谈一下关于人生和理想的命题，但几次下笔却发现自己肚子里的墨水远远没有达到讨论这个命题的水平，只能垂头丧气的放弃。
虽然放弃了给编辑部写信的想法，但这不耽误汪石关注这件事情的进展，因为不仅仅是他，《中国青年》上的这篇来信在他身边也引起了很多同龄人的共鸣。
“人生不是道路，而是旷野——答潘晓同志。”汪石一字一句的念着书页上的文字，这是编辑部从成千上万封来信当中选择出来的回信，想来应该是有过人之处的，汪石看完了前面“编者的话”内心想到。
“人生不是一条有来无回的单行路，而是身在旷野蒙眼狂奔的旅程，我们永远也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瞻前顾后、焦思苦虑是对有限的生命浪费无意义的浪费……”
汪石志翻了个身，他眼神放在棚顶上，嘴里喃喃道：“瞻前顾后、焦思苦虑是对有限的生命无意义的浪费……说的真好，想到就要做，人生的意义不是想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同样是在羊城。
正在华南工学院（后来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求学的黄鸿升也正坐在宿舍的书桌前给同班的两个小老弟读者《中国青年》上刊登的这篇文章。
黄鸿升是华南工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他考入的专业是已经4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在这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为荣，来自羊城罗定县。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鸿升和李东升分别来自南海五指山和惠州。
因为年纪相仿，又志趣相投。三人在开学之后不久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黄鸿升是三人中的大哥，平时一向很照顾其他两个小兄弟。
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是他们三个凑钱一起买的，学生嘛，啥时候都不宽裕。
“写的真好，这位作家同志的思想真是透彻。”黄鸿升感叹道。
“是啊，比我们仨前几天冥思苦想写的那封信强多了，幸亏没有寄出去，否则真是丢人丢大了。”
“那有什么的，我看这封信也没有什么。文字干巴巴的，读起来寡淡无味。”年纪最小的陈为荣不服气的说道。
黄鸿升毕竟年纪大，相比小老弟要成熟一些，“东升，我们要看清楚问题的本质，潘晓同志信上写的是她对生活和理想的一些困惑。何平同志的回信是没有那么文采斐然，但是他能够把道理用简明扼要的话给我们讲明白，并且让包括我们在内的青年们听进去，那就是他的本事。”
“是啊，现在又不是比写诗。”李东升附和道。
陈为荣小声嘀咕道：“你们人多你们有理，不就拽个外国人的理论嘛，多少年前的东西了，我来也我行。”
黄鸿升和李东升看着小老弟不服气的样子笑起来，他们三人经常聚在宿舍里一起看书读报，陈为荣这个小老弟总是喜欢剑走偏锋。
不过这样也挺好，要是大家都一样那就没意思了，大家的想法碰撞在一起才能诞生出智慧的火花。
1978年，沉寂了十二年之后的《中国青年》的复刊犹如一次涅盘，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量就突破了两百万份，全中国像汪石、黄鸿升、李东升、陈为荣这样的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年轻人不计其数，包括他们在内的经历过多年运动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无处倾诉。
1980年5月开始的这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成了《中国青年》办刊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潘晓的提问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于是一声惊雷，而何平的回复更是给这段传奇平添了理性和逻辑的光辉。
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创造了当期400万份的惊人销量，而刊载着何平回信的80年6月的这期《中国青年》更是创造了当期450万份的奇迹般的发行量。
在羊城、在沪上、在京城……
在任何一个《中国青年》能够发行的地方，潘晓和何平这两个名字都成了无数年轻人追捧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