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村举办夏令营，当然不只是吃喝玩乐。
作家、编辑们的互相交流是重中之重，不过作家村不会搞座谈那种严肃的东西，经常是以文艺沙龙的形式，邀请大家聚到某处，一起交流创作中的心得体会。
有时是在电影放映室、有时在湖边木屋、有时在大树上的树屋、有时也会在图书城的交流区。
这样不拘一格的形式不仅让作家们感到新鲜，同时也感受到无比的自由，这才是创作者应有的环境。
作家村的第一批外来居民马原等人，也跟着参与了这次夏令营，这是他们作为作家村村民的优待。
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也没什么的，他们待在作家村每天过的不正是这样的日子吗？
所以对于王安忆这些人的感受他们是无法做到感同身受的，但他们可以理解，他们刚来的时候，也会惊奇不已、欢天喜地，等他们适应了之后，阈值慢慢的提高，也就适应这种生活了。
夏令营不仅有作家、编辑们的互相交流，还有一群“厚脸皮”的参与者，那就是以李拓为首的《菜园》杂志的编辑们。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一本刚刚创刊，同时又只是半公开发行的杂志，《菜园》想要获得足够的稿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编辑们只能厚着脸皮去骚扰园区的作家们，马原等人备受困扰。
这次来参加夏令营的作家们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毒手，他们几人幸灾乐祸。
《菜园》编辑们的想法也挺简单的，来都来了，不写点东西你礼貌吗？
除了作家、编辑们的互相交流，夏令营当然也得有重量级嘉宾镇场子，这个任务光荣的落在了何平的头上。
谁让他闲呢！
主要是作家村刚开村，跟很多成名成家的作家们关系不够亲密，李拓打算下一次秋令营一定请托杂志帮忙弄一两位重量级嘉宾撑场面，最次也不能低于王猛这个级别。
何平的正式亮相是在夏令营尾声的时候，之前欢迎的时候他也亮过相，但只是和大家简短的交流了几句。
去年年末，何平凭借他的长篇小说《许三观》成功二刷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短暂的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作家圈普遍认为这个记录估计要保持很多年，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前几年的何平那样创作力如此旺盛，《福贵》、《吕得水》、《家慧》、《许三观》、《红高粱》，不仅高产，质量同样吓人。
他更是凭借其中的《福贵》和《许三观》两刷茅盾文学奖，近十年内国内文坛还没出现过如此牛逼的人物，这是一位注定要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男人。
比较可惜的是，何平近两年没有新作面世，这不仅让很多圈内的作家感到遗憾，更让广大读者和书迷感到失望。
不过吊诡的是，文坛没有何平的消息，可报纸上的经济版面却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昨天是“带领村民致富”、今天是“参加乡镇企业家座谈会”、明天又“助力文化产业”。
这让一小撮热血书迷感到了愤慨，专门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信规劝何平“不要沉迷于陶朱之道，应该投身于伟大的文学事业，再创辉煌。”
甚至还有更过分的书迷，直接利用自己职业的优势在报纸投稿，痛批何平的堕落。
“何平的沉落是当代中国文坛走向没落的预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富足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却让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走向了歧路。
一切向钱看、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正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事业正在走下坡路，布拉布拉……”
何平有时候也挺佩服这帮人，表面上是对自己的不务正业痛心疾首，实际上却是在明里暗里的攻击改革开放。
他肯定不会去按照这帮人的思路去行事的。
这样的问题也在作家村的夏令营中被年轻作家提了出来。
何平作为主讲嘉宾，分享完了自己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方向的心得之后，到了交流讨论的时间。
有人站起来问他。
“何老师，前几年您的作品非常高产，也在去年荣获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算上《福贵》的那次，这已经是您第二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了。可我们都知道您近两三年都没有新作品，我们也知道您还在忙着其他的产业，我想知道您是就此封笔了吗？”
何平猜到了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不疾不徐的回答道：“承蒙评奖委员会的厚爱，能让我二度获得茅盾文学奖，夺得这个中国长篇小说界的桂冠。
你刚才说的封笔这件事，肯定是不存在的。只是我这几年手头的事太多，精力无法集中在写作上，所以只能停两年。
新作品的话，恐怕需要等一等了，以后肯定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
回答完这个问题，又有人站起身，“何老师，您刚才跟我们分享，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是寻根、是忏悔，还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趋势。进入九十年代，国内的文学创作必然进入到‘个性化写作’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您几部最为知名的作品，例如《福贵》、《许三观》、《家慧》等也是这样的风格，您有考虑过未来自己的写作风格走向吗？如您所说，进入九十年代您的写作风格是不是也会逐渐边缘化呢？”
何平闻言笑了起来，对提问者摆了摆手，“先走下，我们今天不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