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二十章宗法1
“微臣明白。”任丘县是真的明白了。
作为县官，他最恨的就是手下人力不足。进一步挖掘民力时，却碰到了宗族阻碍。
府里文给两级法司，大致意思就是希望法官在裁断的时候偏向要走出来的民工，不令其被宗族隔绝。如今牧民官可以直接介入宗规制定，甚至有一定的审核权，在开除宗籍条款上当然不会让步。
“还有，我听说如今乡间多有本末倒置，支强干弱，可是有之？”徐梁满脸笑意地问道。
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并不是以家财地位来算的，而是以嫡庶为别。嫡长子为宗子，为大宗，为族长。
庶子为小宗，为宗亲。大宗统率小宗，小宗统率群弟，这就是周公制定的模式。任何一个家族在经历了上百年数代人之后，总有贤与不肖，大宗可能衰落，而小宗则可能兴起。
就以阁老程贤为例，他是小宗出身，哪怕身为阁辅，也没资格出任程氏一族的族长。
这种现象在大明已经较为多见了，也是宗法社会不可避免的症候。当年周室以大宗统小宗，建立宗周六师，成周八师，三殷八师，结果却还是逃不过诸侯坐大，最终国灭的悲剧。
徐梁受五四之后许多文学作品的影响，不自觉地将宗族权与世俗权统一起来，以为族长权力极大，压迫宗亲。结果自己走了一路之后才现，许多宗族的小宗比大宗厉害，族长非但普遍被各房架空，有些甚至还要仰小宗鼻息。
他最为忌讳的“宗族对宗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控制，也是误中副车。这种权力其实在父权而非族权。当宗族规模小，父权与族权统一的时候，两者合而为一。宗族开枝散叶之后，族权与父权分离，却是父权高于族权。
在大宗族中，父权的代表并非族长，而是各房的房长。即便如此，碰上子孙有出息的，或经商暴富，或出仕为官，父权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控制也就近乎于无了。范仲淹和朱熙都希望整个家族的财产都归于族中分配，其实是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近乎空想社会主义，就连他们本族后人都没做到。
“这种本末倒置，正是礼崩乐坏之兆！”徐梁掷地有声：“若是官府不能出来正风气，天下如何太平？”
他看到好几个族长纷纷点头，心有戚戚焉，知道自己切入点找准了，当即宣布道：“所以日后各宗族族谱，与宗子、宗人、宗亲姓名都存档在官府。每有宗亲大会，亲民官该携此宗文卷与会，另以村老、农老、教官，及外姓老人三位并为董正，以免有仗势欺人之事！
诚如颜之推说的“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少年时候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人终身。徐梁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一类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权威崇拜”的习惯。这使得他对明朝，以及明朝社会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徐梁对宗族的认识，很多来自于鲁迅的小说。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间看一看，与身边饱受“宗法大山”压制的人民交流之后，徐梁却没有现礼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现“吃人”现象的地方，恰恰是因为礼法不被尊重。
因为这样的矛盾，让徐梁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历史与文学知识，加上这些年来的见闻，总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宗族宗法社会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两重属性，是对皇权的补充。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细细分析，其实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属性而击碎其法治属性。
在新文化运动对宗法社会的战争中，新兴的公民思想要击溃故有臣民思想，颠覆传统道德和其价值观。故而在鲁迅等人眼中，历史书里满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间都是血迹。这些干将们注定要击碎宗法社会政治和法治的双重属性，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头脑中所谓启迪民智。
无论是先来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后来的“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可原谅。此时的大明却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作为大明的皇帝，徐梁从未想过要展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也仅仅是一株似有若无的萌芽，所以他在现阶段必然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保护宗族宗法的政治属性，巩固自己的法统地位否则带人革自己的命么？
又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徐梁对国家司法权十分敏感，这就促使他要击碎宗法社会的法治属性。
一旦开始反思，也就能够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鲁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论敌”存在。可见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鲁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根结，为大众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领袖了事实上他是个斗士、狂人，用流行语来说只是个“小众写手”。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随着各宗族族谱在县府备案，家规族训、乡规民约都有了府县衙门、三老、外姓的介入，谁也不能关起门自说自话。借着如今皇帝的薄达云天的声望，各家对于这种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宽容和欢迎。而介入者也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尽量不对他人家事指手画脚。
在互相谦让之下。政治层面的工作推进极快。
关键在于法治层面。
如何保证宗族内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