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小姐你们忙，有事情喊我就是了。”姚明义微笑说道。
“给姚先生添麻烦了。”修雨曼抿嘴一笑，说道。
“哪里，哪里。”姚明义微笑说道。
……
“李代表，请问，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汪先生吗？”修雨曼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看了一眼早就写好的提问提纲，问道。
“是的。”李实昀说道，“尽管李某对汪先生崇拜已久，此番确实是第一次面见汪先生。”
“能谈一谈你对汪先生的印象吗？”修雨曼问道。
“汪主席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民意的人。”李实昀说道，“他很谦逊，很诚恳，听汪先生讲话令人如沐春风。”
李实昀这番话倒也并非胡乱说，抛开汪氏是汉奸这一点不说，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
可以说，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填海的表象所迷惑。
“看来李代表对汪先生的印象很好啊。”修雨曼微笑说道，她刷刷刷的在笔记本上写着，翻页的时候，却是‘不小心’有一张纸样的东西从笔记本里飘落。
李实昀眼眸一缩，他弯腰帮这位修记者捡起那张纸：
这是半张十元法币。
“半张法币，修记者还留着作甚？”李实昀微笑说道。
“你说这个啊。”修雨曼啊的一声，恍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这是我在法国公园捡到的，只有一半，随手就放进笔记本了，想着能捡到另外半张岂不是就能花销了。”
“法国公园哪里？”李实昀好奇问道，“我下次去逛，也去那里碰碰运气。”
“厕所门口。”修雨曼不好意思，说道。
“修记者稍等。”李实昀说着，他起身从挂着的西装内兜摸出钱夹子，拿了半张钞票递给修雨曼，“这是我在马思南路捡到的，可惜不是在法国公园，要不然也许和修记者的那半张正好凑一对。”
“马思南路在法国公园旁边，说不定凑巧了呢。”修雨曼说道。
两人对视了一眼，暗号完全正确。
两人将两张钞票对在一起，并不凑对。
两人相视一笑，互相伸出右手。
“李实昀同志，你好。”
“修同志，你好。”
此次接头，两人手中的钞票本就不是一张钞票分开的，钞票本身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接头信物，暗语才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这么安排，反而提高了接头信物的安全性。
当然了，虽然钞票本身并非是一对，但是，每个人又必须带半张钞票，故而，钞票本身又仍然发挥一定意义上的信物作用。
李实昀当时知道这个接头暗号和信物的安排的时候，也是赞叹不已，言说上海地下党同志就连接头方式都如此奇思妙想，敌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反而会因为惯性思维被带歪了，譬如说坚持认为接头信物正好是一对钞票……
“哪位同志如此聪明？这办法真好。”李实昀赞叹说道。
当时，罗延年同志笑着说道，这是一位已经撤离上海的老同志有鉴于此前大家用的暗语有隐患，他呼吁同志们在接头暗语上、多想想，多下功夫，既不引人注意，又能够有甄别性。
而这个接头方式，正是罗延年受到彭与鸥同志的启发想出来的。
至于说彭与鸥同志，他说是受到一位小同志的启发。
罗延年问那位小同志是哪位？
彭与鸥不告诉他。
……
“有一件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李实昀说道。
“请说。”
“汪伪六大仓促结束。”李实昀说道，“但是，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此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报端宣传，鼓吹，迷惑民众，为他们的卖国行为粉饰。”
“这一点是肯定的。”修雨曼说道，“我所在的报馆已经接到通知了，事实上今天来采访你们，这就是敌人在为后面的舆论宣传做准备了。”
“还要小心敌人对爱国报馆和新闻工作者的迫害。”李实昀提醒说道，“与我一同参会的有一个《天津汇报》的女记者，她可能会留在上海，参与汪伪对新闻界的整治。”
“你对这个人了解多少？”修雨曼立刻问道。
“这个女人叫任芳萍。”李实昀说道，“我对此人了解不多，不过，听其他人提及过，任芳萍心狠手辣，她坚持认为要对抗日报馆行血腥镇压，杜绝一切抗日声音。”
“蛇蝎心肠。”修雨曼恨声说道。
“任芳萍和姚明义聊天的时候，我听到他提到了一个名字。”李实昀说道。
“哪个名字？”修雨曼问道。
“没听清。”李实昀说道，“不过，我听到是三个字的名字，姓宗，不对，是姓朱……”
“朱丹心？”修雨曼立刻问道。
“是，就是这个名字，朱丹心，是了。”李实昀点点头，“此人是？”
“朱先生乃是《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的编辑，一位爱国记者，一位抗日战士。”修雨曼表情严肃说道。
《大美晚报》‘仗着’后台老板是重庆国党大员宋国舅，在上海滩新闻界可谓是风头极盛。
他们不遗余力地揭露攻击汉奸以及76号的罪恶，其中《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的编辑朱丹心乃是攻击汪派汉奸的骁将，与汪伪结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