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本质上是个日子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其位，谋其职，干好自己的活儿，不被陛下找麻烦。
像大多数的翰林一样，王直先入了文渊阁，起草诏书，被授予了修撰，最后进侍读学士，质史籍疑义。
永乐二年中了进士，一直到正统三年，整整三十四年，他就这么一直混天度日，得过且过，有琅琊王氏的支持，他的日子从来不难过。
正统三年，王直修《明宣宗实录》，才正式做了礼部侍郎，但主要工作依旧是侍读学士。
自从到了礼部，当时的礼部尚书胡濙，就开始分派给王直一些具体的部政事物，王直做的不够好，但也不算差。
正统八年，王直接替了郭璡的班，当了吏部尚书。
王直先后和杨士奇、王振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杨士奇，是宣德、正统年间的朝堂执牛耳者。
李贤也曾经和杨士奇发生了点小摩擦。
李贤宣德八年进士及第，去河津考察治理蝗灾，杨士奇要见他，李贤一句我很忙打发杨士奇。
因为当时河津蝗灾闹得真的很凶，李贤忙得脑子都要裂了，当然没空。
王直也和杨士奇发生了点摩擦。
杨稷不法，具体而言，就是在杨士奇在江西吉安府老家，仗势行恶，手上有数十条的人命官司。
《我的父亲是杨士奇》
王直就是督办此案。
王直也是江西人，按朝堂的规矩，乡党应当留情。
当时杨士奇还不知道儿子的案子案发了，回老家扫墓。
王直思前想后，就抓在京的杨稷，国法和乡党之间，王直选择了国法。
本来王直打算赶紧查补清楚，办成铁案，但是杨士奇又回来了，杨士奇大怒，王直被从礼部扔到了吏部去。
但是终究是国法无情，杨稷毕竟手中数十条人命官司，最终被皇帝判斩，杨士奇因此致仕。
王直做了吏部尚书之后，稽戾王将神器假手于人，朝堂变得更加光怪陆离。
王直、于谦、赵新等人，经常弹劾王振独揽朝政，擅作威福，王振就让户部侍郎奈亨构陷王直。
这件案子闹到了三法司会审的地步，最终奈亨被斩首，王直被判流放，赵新、曹义等人被判罚俸，才算是了结。
王直最后被私宥了。
土木堡这个小小的城堡，若非发生了大战，可能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名字。
正统十四年，这个小小的营堡，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土木堡变乱发生仓猝，留守京师的朝臣屡呈奏议，纷纷称王直为首。
但王直认为自己不如于谦，所以每件事都多加谦逊，极力推举于谦，甘心居于其下，本人则只是镇静持重、抚慰群臣罢了。
王直知道自己担不住事儿，他一辈子都在做日子人，哪个京师混了三十四年的翰林，混了那么久，才到礼部侍郎的位置？
王直又没有出京任推官、巡抚，一直在京师，而且多有活动，爬的这么慢，完全是他的性子，本质上就是个日子人。
日子人的特点就是没啥大的企图心，不希望改变，因为改变代表着他这种老官僚利益受损，一个成熟稳定的朝堂，跟符合日子人的心态。
但是土木堡之变来了，他不变也得变，大明都这个样子了，再混下去，皇帝就该褫夺他的功名利禄了。
人活一世，不就求功名利禄吗？
所以，王直一直在努力的适应新朝雅政。
而且他做的还不错，京察他请旨督办的。
九十五条的《宪纲事类》，是在王直的手中诞生的。
都察院、按察司、六科给事中等风宪言官犯九十五条，则从重处罚，比常人犯法罪加三等。
罪加三等，肃清风宪言官才能继续推动吏治。
之后，王直就开始请求大计，在大计之后，王直立刻开始了考成法的推行。
所以，自从景泰元年起，王直相继做了京察、立法、大计、考成，四件大事。
虽然考成法很是辛苦，但是王直一直做的不错。
毕竟还有个能臣干吏王文，在文渊阁负责具体的考成诸事，陛下对于重大事物，也会自己考成，王直做的并不是很辛苦。
考成法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南衙僭朝造反。
如果孙忠、王骥等人真的靖难成功，从南衙打到了北衙，那王直肯定要在奸臣传中，榜上有名了。
但是靖难这种事，最需要的还是运气，需要一个极度昏聩的朝堂。
陛下直接亲征平叛，南衙至今依旧不太忠诚，但是已经很听话了。
所以，王直没上奸臣传，依旧在京师负责吏治。
王直虽然依旧是个日子人，但是能做到吏部尚书天官冢宰，而且做了十年依旧坐的十分安稳，是有能力的。
“王翱！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事物要具体，具体！你知道什么叫具体吗？”王直拍着桌子说道：“我死了，老了，病了，你要坐这天官冢宰的。你知道吗？”
“真是气死我了，是乱法自我始也！是乱法自我始也！”
王直做吏部天官，也是认真的做。
但是岁数大了，有点精力不济，陛下先是派了项文渊辅佐，但是项文渊能力才情都不怎么样，这又来了王翱。
王翱是永乐十三年的进士，随陛下亲征南衙，曾任宁阳侯陈懋的总督军务，短暂任两广总督，负责柳溥叛乱安定之事。
因为平叛有功，回朝之后，就到了吏部做左侍郎，辅佐王直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