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告尔等，朝天阙可以，但是把自己的舌头捋直了说话，别丢人现眼，让陛下笑话我等翰林院、国子监，就教出了这等学子！”吴敬一甩袖子，十分郑重的说着。
陛下会革除功名，会三代、五代内不得入仕，甚至会打击宗族，大家都是成年人，所言所行，一举一动，与他们的宗族息息相关。
如果事情闹大了，被陛下牵连甚广，像海宁方氏一样，再没有了宗族，那就怪不得陛下手下不留情了。
吴敬此言一出，整个黄榜之下，立刻变得噤若寒蝉，毕竟陛下的手段之狠辣，丝毫不下当年的太祖太宗皇帝。
而且言出必践，从来未曾打过折扣，陛下手下的酷吏，例如卢忠、李宾言、李贤等人，都是保证惩罚落实到实处的人。
“散了！都散了吧！”吴敬挥了挥手，这帮人整日里不知道在搞些什么，真的把皇帝惹毛了，岂不是降罪国子监？
石景厂的煤窑还有不少举人、几个进士被罚了苦役，至今还没出来呢！
学子们终于散了，但是吴敬已经是忧心忡忡，他们可别惹出了大乱子来。
他作为翰林院掌院事，是不希望学子们出任何的状况，这眼看着就要乡试了，乡试之后，还有考试。
而且这次的会试还会增加算学，这是一个新增的科目，国子监是第一个设立了算学的地方，这是其他地方的举人，所没有的优势。
而且这次的考试的考纲已经发下来了，算学考的题目都是非常基础，非常简单的内容。
吴敬看着一个名叫丘濬的学子，这名学子吴敬已经关注好久了，他是正统九年的举人，正统十二年入京参加会试不中，留在了国子监。
丘濬是海南人，是汉人，在永乐年初海南开始改土归流的时候，丘濬的祖父赶到海南，丘濬的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不中。
之所以不中，是因为丘濬有几个大胆的想法，为世人所不喜。
首先第一个，就是「世间所物，虽生于天地，然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细，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而精，必非一日之功所能成。」
世间所有的产物，虽然是天地所生，但是必然有劳动才能够被人使用。
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正如土地，没有劳动一文不值。
丘濬在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中，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比朱祁钰提出劳动价值论早了四年，比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早了一百七十四年。
产品有大小精细的不同，是因为投入的功力不同，其价格各有不同，和投入的功力各不相同，而丘濬对功力二字的理解，正是劳动力和劳动技术的投入寡众。
价值千钱的产品，非一日而成，他的技术必然是循序渐进，持续投入的。
而价格和价值又完全不同。
丘濬在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之中，多次提到了非一日之功的观点，列举了很多例子佐证。
这是丘濬劳动价值论，它一点都不普通，它揭示了价值和劳动的密切联系，他和大明现任皇帝的观点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分毫不差了。
丘濬不仅仅如此，他还在会试中说：「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
世界上的集市是为了方便百姓交易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话，物不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才需要钱币，而且钱币和物品的价值相当，没有轻重上的偏差，就可以长久执行而没有弊端了。
在总论了钱币的性质和一般等价物概念之后，丘濬批判了大明宝钞竭尽民力，而势要豪右窃印是钞法败坏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行钱法，而且是轻重并用。
但是丘濬只是一个普通的经学举人，他并没有办法解决银子和铜料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问题，朱祁钰都在解决，因为大明并没有银料和铜料，大明一年产十万两白银，还不够塞牙缝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万两到八百万两的白银，并且压印成为银币才够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钰的国富论，并不是超越大明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是有切实土壤的。
大明已经有举人，在正统十二年提出来了。
丘濬的第三个观点，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论，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以义为利，以礼制欲，操利之权，资以行义。」
利益在天下，所以不可能禁止求利，但是不能没有约束，否则就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
那么君王应当以用大义去约束利，用礼法去制衡私欲，用利柄的权力，去行大义。
利柄。
丘濬对于朝贡国、藩属国，提出了除了军事羁縻、政治羁縻以外，还要进行经济羁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当逆子。
是所谓：「国家富有万国，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大明比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富有，所以外夷则不可以没有大明的货物，但是私通溢出的祸患，却始终不能断绝。
虽然有明文禁止，但事大利益所在的地方，富人们不会畏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