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件事，如果李曜现在就承认，那等将来真个发生，他就“多智近妖”了，他并不希望给人这种感觉，也不希望自己被过度神话，因而只能回答：“正如你所言，官家自登大宝，便信重南衙而压制北司，而后又出现了杨复恭之事，由此便可看出陛下对宦官们的态度如何，宦官们对此必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倘若你是枢密使或者左右中尉，你会如何想？更何况，官家登基之后这些年，朝廷诸事不顺，官家性子也日渐暴躁，动辄迁怒身边宦官宫女，弄得宫中人人自危，枢密使及左右中尉难道便没有感觉到危险？既然危险，一不做二不休也就不奇怪了……下己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年官家、宦官以及中书门下之间的关系妖孽兵王。”
李巨川心中虽惊，却也忍不住担忧起来。其实在他心中，天子李晔高大威猛、身材魁梧、举止端庄、行为得体、眉宇间英气逼人，的确颇具帝王龙凤之相。
他回想了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如李曜所言。当日李晔即位后，面对人心惶然、百废待兴的时局，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稳定浮动的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大力支持。
为了扭转历代奢靡的习俗，厉行节俭，李晔曾经对杨复恭说道：“我没有什么德行，能够登上皇位全靠爱卿的大力扶持，今后在生活上不应太奢华，应以节俭示天下。”懿宗和僖宗在世时，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还要求太常寺每天献一首新曲，到了昭宗时都免掉了，同时还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李晔的志向在于恢复祖宗旧业，因而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才正如他自己所说，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则“梦寐英贤”，他破格提拔了一批才能之人，想以此扭转僖宗以来朝廷号令不振、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他还为僖宗朝的一些无辜身死的官员平反、赠官，对僖宗朝受过田令孜迫害的官员加以优抚，以此收拢人心。
李晔也注意到了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于是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以期扭转晚唐世俗崇佛的风气。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上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道教被列为三教之首。
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
然而中唐以降，佛教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懿宗时大肆佞佛，广造佛寺。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李晔为了扭转世风，便提倡道教，接纳方士。而且在推崇道教的同时，他没有忽视儒学的作用，对儒学予以大力支持。
李晔牛刀小试，收到了一定成效，朝臣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朝廷内外不由为有这样的君主而欢欣鼓舞，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似乎也逐渐有了生机和活力。史称昭宗“践阼之初，中外忻忻”。
至于杨复恭，他在扶立昭宗后，自认为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这个左神策军中尉的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新皇帝将是吉王李保或僖宗之子，怎么也轮不到李晔。杨复恭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定策国老，视李晔为门生天子。每次上殿面君，都是坐轿入殿，毫无人臣之礼。
然而李晔即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比之僖宗登基时足足大了十岁，又曾在成都参于朝政，处理事务，不像杨复恭想象的那样容易控制。李晔从来没有像兄长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
场面上，李晔一再对杨复恭表示尊敬，却尽量回避与杨复恭等人的接触，政要国事都和宰相们商议，采纳意见多听从宰相的。暗地里，李晔经常与大臣们谈论限制宦官，提高君权的事情。
杨复恭没想到，自己口中的“门生天子”压跟儿就没想理睬他，并且还不动声色、抽丝剥茧般地分解削弱自己的权力。其实李晔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了宦官在宫廷内外的种种罪恶：宦官不仅在廷外飞扬跋扈，在宫内也是一手遮天。而最令李晔耿耿于怀的是广明元年，避难成都途中，大宦官田令孜的一鞭之辱，这次宦官引发的事件对李晔的刺痛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李巨川心中暗暗觉得，皇帝可能认为大唐的衰败和宦官专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超级岛主。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而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乃至父兄懿宗、僖宗甚至包括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扶立的。每每想到宦官误国欺君、馨竹难书的罪行，皇帝可能就深感此辈不除，大唐中兴无望、社稷堪忧。
正因为有这种看法，皇帝经过对时局的具体分析，初步制定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统治方略：一、解除宦官在朝中的权力，提高皇帝的地位；二、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
解除宦官的权力和提高皇帝的地位是互为因果的。政治无非就是一种平衡，通过压迫或妥协来达到目标。
李曜见李巨川面色逐渐平静，眼中有了几分了然之色，心中暗道：“李袭吉虽然博学多才，但此人君子品行，不擅阴谋诡计，而这李巨川却似乎比李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