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太府寺所掌邦国财货、四方贡赋皆属于国家财政的重头，所以其长官地位高，如所置太府卿一人，官为从三品；少卿二人，官为从四品上，责权重大。但是，对市场交换等事务的具体管理则是由其下属机构“市署”及其属官“市令”、“丞”等完成的。
在唐两京——长安和洛阳，“太府寺”下设有“两京都市署”和“平准署”等机构作为都城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其长官皆称为“令”，即京都市令和平准令；副职日“丞”。前者掌管民间物货交易，后者负责官府物货的交易。“两京都市署”是全国最发达的市场——长安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南、北两市的直接管理机构，长官“令”、“丞”是管理两京市场的实质性人物。
王抟道：“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由于京城东西两市是万众交易之地，事务繁杂，故所设市令官一人，其官位为从六品上；丞各二人，官位正八品上。这时候的一个畿县县令就为“正六品下”官员，也就是说，掌管一个市场的“京都市令”地位与畿县县令相近。在京都令、丞以下还设有录事、府、史、典事、掌固等吏员，做具体事务。“平准署”作为专管官府市易的机构，唐承隋制“隶太府”，设“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凡没官之物亦由它出售。由于平准署所管的物货交易较为单一，故其令、丞的地位不如“市令”：平准令，从七品下；丞，从八品下，其下也有录事、府、史、监事、典事、贾人、掌固等随员。
第二层次的市场管理主要针对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州、县治所的市，且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其一，虽然州县以上设市，但只有层次较高的市场才有“市令”官；一些地方市场的管理由地方官兼管。其二，州县地方“市令”官的设置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且各地设置时间早晚不一。
一方面，虽然大唐的官市是在地方州县治所以上，但直到唐中期，唐廷对各地市场的设置仍然有相当的限制。据中宗李显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车驾行幸处”才可以“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
据此，李曜认为后者不过是一种临时市场，且带有施恩优惠的特点。唐中宗即位后的百余年正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盛唐时期，是唐代商品经济进入一个发展迅速的阶段。
但从这条资料看，至少在公元八世纪初时，也就是建唐近百年时，唐廷对地方市场设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显示出那一时期大唐县级以上市场的分布密度、数量和发展水平都是有局限的。
当然，王抟的这个话，反倒让李曜可以反观到，或说感受到大唐社会的发展，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正在出现或说蔓延开来，即大唐越来越多的州县以外的市场开始出现，它迫使朝廷需要以政令的形式去规范那些活跃于社会表层之下、且日益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
另一方面，至公元九世纪初时，在州县以上地方市场发展的同时（一般认为唐朝已经处于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时期），地方市场的管理却表现出与之不大相称的现象，即市场管理似乎仍处于调整状态，也就是朝廷对于县级以上市场是否必须设置“市令”这一点并不确定。
按照王抟此前的说法，大唐对“市令”的职责有明确规定，京都市令的职责如前所述，而对地方市令也有相应规定，如“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仍然具有市场总管的特点。对其官阶也明确划定，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州的市令，官阶均为“从九品上”；下州市令为“从九品下”。
据王抟表示，宪宗元和六年时，全国大约有“三百郡，一千四百余县”。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宗时期对州、县以上设市的规定以及大唐商业发展速度看，大唐“市”的数量肯定是超过这个数字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令”却仍然是在州级以上地方市场中才能设置，也就是说，在元和六年时，唐代的“市令”数量不过300左右。
由于李曜明确表示对市集发展的重视，且其所问之事即便王抟这等能臣也无法只由记忆来回答，因此在查阅卷宗之后，才告诉李曜：大唐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下州等市场都设有“市令”，不过地方“市令”设置在行政层级上和时间上有区别，“市令”在县一级市场中的设置更晚。中书省的资料显示，大唐州县地方的“市令”官首先在上州和都督府中设置，近百年时才在县级市场中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仍然有兴废之变动。
王抟翻遍中书省，总算找出结论，据记载，大约在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二月，“上州置市令”。同年十二月，朝廷又允许“三辅”、“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