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抟心中感叹：“秦王今日之权威，竟已盛极至此！堂堂泾原一镇，有兵四万，节帅张珂一家，两代四帅传至今日，如今秦王一朝意动，竟是说调任就调任了……这中枢权威，数年前何曾敢想？只是秦王威权至此，陛下那头却不知何等心急如焚……罢了，罢了，陛下御极凡十二载，全无一事之成，或许这天下真该换个天子了……”他想到这里，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又自己开解自己：“总归秦王也是高祖太宗之后，为何就做不得天子？”
他一边心跳加速，一边拱手应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问：“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这下对德祥公却有些不公平了。泾原、保塞两军相加，约莫将有七万大军，而天雄军却只三四万，且路途更是难走不少。”
李曜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则将叠、宕、渭、岷、洮五州划一新镇，名唤……平西。若秦帅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职，治所自选。”
李嗣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想来想去，忽然明白过来，诧异道：“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陇右节度使所辖之地一分为二了么？这……这陇右节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节度使差得多了。”
他这一说，郭崇韬也微微一怔，心中顿时醒悟起来：“难怪此前大王一直倾向于撤藩，这次却宁肯再设一大镇，原来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鸟……咦？不，不对，这分明是扔三颗石头，要打下一群鸟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这一点，得从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设立原因，乃至整个“节度使”这一强权职务的设立说起。
大唐和吐蕃，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兴起，在原先的历史上又是自始至终相并存的两个强大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在当时世界来看，颇有东方双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繁荣一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当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唐太宗统治之际，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纪，吐蕃就先后吞并了周边地区的部落，成为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治时期，统一了吐蕃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使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对其心生畏惧，“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住论赞索弃赞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可以说，吐蕃政权的兴衰与大唐的强弱是相始终的。当时，在唐朝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堪称“霸主”，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俗话说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大的政权并存，他们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