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江城疫情频发，意味着，上江城投资环境不佳，更意味着，上江城主要领导工作的工作不到位。不仅不到位，与其他城市相比，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其实，所有的城市都是疫情频发，上江城的经济建设与其他城市相比，或许有差距，但传染病流行状况，与其他城市并无明显差异。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卫生设施薄弱，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环境问题不解决，传染病就不可能消除。只是，在其他城市，疫情报告纪律得到了严格执行，记者们削尖脑袋也摸不着丝毫线索。
而在上江城，纤纤消杀公司里有包大成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卧底！
这是上江城“疫情频发”的真正原因。
在两个文明齐抓并进的新时代，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今天，上江城频发的疫情，无疑是与主弦律不和谐的。
到这个时候，就是傻瓜也知道，上江城绝对出了内鬼。
这个内鬼应该出在与疫情处理有关的三个单位：疾控中心、卫生局、纤纤消杀公司。
以孔局长为代表的有关领导经过严密分析，首先否定了纤纤消杀公司。
前文已经说过了，纤纤消杀公司负责消杀药械的供应，按常理，它只能接触到传染病疫情，只有传染病疫情才需要消杀药械。而《上江晚报》报道的十二起疫情中，有四起是化学中毒，一起是疫苗异常反应，与消杀药械毫无关系，与纤纤消杀毫无瓜葛。所以，这些报道的来源不可能是纤纤消杀公司。
接着，孔局长排除了卫生局。无论方主任如何试图把怀疑的矛头引向卫生局，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媒体报道的十二起事件，全是疾控中心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卫生局的本职工作。
这十二起事件，分别涉及传染病、职业中毒、地方病、艾滋病等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是由卫生局四个处室分别负责的。
如果这个内鬼在卫生局，他不可能对四个处室的工作都如此了解。要知道，按照组织原则，四个处的工作条块清楚，人人自扫门前雪，互不往来。
如果那些报道中出现了专业技术上的错误，或者是专业术语的使用不当，倒还能够理解，任何一个内鬼都只能精通自己熟悉的领域。
最后，排除了纤纤消杀和卫生局，孔局长把嫌疑人定在了疾控中心。
孔局长发现，所有的报道，术语科学规范，描述精确到位，语言极为专业，看得出来，这位敬业的内鬼，乃是出自一位对疾控事业异常精通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是一位富有深厚经验和技术成就的顶级专家人物。否则，他不可能把四个领域的工作全部描述得如此精准。打个比方说，他应该是传说中的“中神通”，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为一身的绝世高手，他是疾控事业的东方不败。
按照这个逻辑，以孔局长为首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目光聚焦在了一个人身上，不是别人，正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方主任！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其科学依据的。
首先，在上江城疾控领域中，方主任绝对是一位“中神通”式的人物。此君毕业于著名医科大学，和包大成同志毕业时的狼狈不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方主任是以优异成绩光芒四射地新鲜出炉，是个地地道道学有所成报效故乡的天之骄子。方主任在疾控系统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疾控中心各个工作领域，均有其战斗的足迹，对于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性病艾滋病、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全部了如指掌，门生故吏满天下。就算方主任年老体衰，对于各领域的熟悉程度有所下降，可他是疾控中心的主任，所有那十二起事件的报告，也要先经过他的手，才能向卫生局报告。也就是说，能够同时掌握所有那十二起事件核心机密的人，只能是方主任一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眼睛也不是用来吃干饭了。对于方主任的怀疑，上至卫生局下至疾控中心普通一员，都是板上钉钉言之凿凿。所差的，只是方主任本人低头认罪。
为此，市卫生局孔局长、柯书记多次找方主任谈话，从党的政策纪律到人生观、世界观，从历史唯物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实事求是到诚信做人，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到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成就，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新月异到国际形式的风云突变，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从谆谆教导到威逼利诱，谈话甚至超出了和谐社会之基本框架，发展到了带有虐俘色彩之关卡那摩特色。
然而，方主任在年少时期就读过《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系列红色经典，是一位特殊材料铸就的党员，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可敬的方主任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大有对抗到底之气慨。这把孔局长和柯书记逼得几乎要跳上办公桌。
要知道，市里已经发出了严查内鬼的指令，当然这一条指令的发出是隐晦的，因为，非典过后，中央已经确定了疫情“公开透明”的基本政策，只是，这一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在全国各地还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各地对于中央的这一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所以，上江城要严查内鬼，却也不敢大张旗鼓。
汪市长对于卫生局的行动速度大为不满。当然，市里对这所谓“内鬼”的定性，还是界定在了人民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