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列斯廷斯基说了一通之后，托洛茨基适时接过了话题，对季诺维也夫说道：“依我看，共产国际可以对中国革命进行一次深入讨论，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应当形成自己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中国哪怕建立了革命政党，依然十分弱小，在短期内也许只能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是一定会来到的。”
在这个已被穿越者扰乱的时空里，共产国际依然还是组建了起来，作为指导各国革命事业的最高指挥部，共产国际拥有响当当的名声，而季诺维也夫正是共产国际第一任执行主席。但他本能地觉察到，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方才的一唱一和中蕴藏了更为深刻的含义，在众人目光聚集下，即便屋子里气温适宜，他仍然觉得自己后背上在冒冷汗——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同志……”他刚想开口解释一下，对方已摇着手打断了发言，“针对中国的革命举措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今天会议也不适合对此进行讨论，希望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拿出一份完善的计划，在下次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全会上予以讨论。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把白卫军分子尽快清剿干净……”
散会之后，斯大林立即奔赴黑海向列宁报告去了，而季诺维也夫则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托洛茨基在会议上的表态和决定绝不是无的放矢，他是有准备来的，将中国革命的任务交给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的用意当然是十分明白的，如果共产国际措施不得力，中国革命搞不起来，他就可以追究季诺维也夫的责任和错误，如果中国革命如愿以偿地发动了起来。那本身就证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策略与方针是正确的。更要命的是，还不能推托这个任务，因为共产国际本身就肩负“指导”世界革命的任务，除非他季诺维也夫不想干了。
在列宁病重之后，托洛茨基所在的犹太帮经过商议，觉得需要借助各种机会“统一思想、巩固阵地”。单纯论党内外的威望，列宁比托洛茨基还是要强一些。另外，无论在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中，列宁派的成员依然略微胜过托洛茨基派，但布尔什维克从来就不是靠选举或者人员多数来决定行动路线的——决定路线的只有策略和结果。
当初发动革命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坚决反对的，列宁的主张在党内也并不占据上风。但革命成功了，事实证明了列宁的正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能灰溜溜的靠边站。更极端的例子是，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全党都是一致反对的，唯独列宁极力要求这么做，甚至不惜以个人辞职为代价，最后证明签署这个条约、顺利实现停战对于保障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新一轮关键的路线选择已在当口了，显而易见的是，在革命的方向与策略上，托洛茨基与列宁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季诺维也夫在是否举行革命的问题上已经错了一次，这次可不打算再站错队了。
就在红军摩拳擦掌、紧锣密鼓地准备扫清白俄残余的时候，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正在伦敦市场打响。
距离7月末日本国债兑付的时间已没有几天了，但日本政府仍然没找到低成本解决的办法。无论是关东州战场还是朝鲜战场，日本都没有取得想要的胜利，使得内阁通过一场大胜扭转舆论观点的希望落空了。军部原本很想通过粉饰战报来造就一个胜利，但各国军事观察员都是人精，早就将消息一一发回，使“人造”胜利根本还没来得及成型就已经如同泡沫一般破碎了。为了不至于出现兑付失败的后果，大藏省派驻英国的官员不停地与各主要银行接洽。但却收效甚微，各主要银行的观点惊人地一致——在日本完成当期债券兑付后才考虑发行新一期债券。即便日本方面抛出了高达10的年息与3手续费的诱惑，这些银行依然不为所动。
这些接触虽然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已对日本资信深表怀疑的资本市场在探明情况后迅速作出了反应，日本债券评级被连续降低，已被归入了垃圾级，而债券柜台交易的价格也果断跌破了票面的8折。如果日本政府现在有一大笔钱能够回购债券，将会是非常划算的行为——可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却偏偏拿不出这笔钱来。本来一战结束后日本囤积了不少外汇，但因为日元币值相对坚挺，而英镑一直都在贬值，惯于精打细算的大藏省迫不及待地将国内外汇余额进行了兑换以避免损失。而在中日开战之后，因为日元汇率大幅度贬值，大藏省又抛出了大笔外汇稳定币值，使外汇存底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乃至于出现了债券的兑付危机。
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出路：第一，破罐子破摔，干脆宣布债券违约，进行信用重组；第二，动用一切力量兜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兑付。这两条基本都不是什么好路，选择了第一条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国家信用破产，破产很容易，国家主权的特性使投资者注定也没法找日本人麻烦，但将来要重返债券市场、重新塑造国家信用可就没那么轻松了；第二条路也没有那么容易走，外汇可不是草纸，想印多少就有多少，必须有外国资本直接投资或者大量商品出口才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