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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水县城和涞水之间相距很近，出城行上两三里地，绕过一个小山头便能抵达姚记筑桥之处，非常便于李小喜和张公庆“沟通”。
这几天里，李小喜充分展现了一个“老兵油子”的圆滑之道，先是给张公庆所部送了几只肥羊劳军，又邀请张公庆出城叙旧，等张公庆戒备之意逐渐消除后，干脆在涞水河边设宴，请张公庆及易州军高级军官十数人共聚饮酒。当然，这些费用李小喜都向韩延徽申请“报销”了，钱不多，但能少掏一点是一点。
酒宴之上，李小喜还当场赠送张公庆兵甲若干，等张公庆收到这些由幽州所产，印着“郭记”标志的优良兵甲后，对李小喜的戒备完全消除，两人称兄道弟，连日对饮，畅谈人生、理想……以及女人。
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亲自赶到了涞水县，随同他来的，还有招讨使行辕袁象先门下的一名幕僚。
寻了个机会，张公庆单独向王处直禀告了姚记在涞水上筑桥的来龙去脉，王处直不禁大奇，沉吟片刻之后，道：“莫非此中有诈？”
张公庆早已倒在了李小喜的“银弹”之下，此时不由自主的反过来替李小喜辩解，并将对方送给自己的兵甲取出来，请王处直过目。末了，张公庆将李小喜所言“河北人治河北”的理论拿出来向王处直兜售，王处直怦然意动。
王处直祖籍京兆万年县。出身天子脚下的大族，所以王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河北人。但王处存节度义武时。年幼的王处直便跟随兄长迁居定州，自小在河北长大，虽非河北人，但却以河北人自居。
这个时代的乡土地方观念颇重，又经历过上百年的藩镇割据，李诚中的这套说辞还是颇有市场的。尤其是义武，这个藩镇自成立之始，便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的时候。起先由朝廷控制，好不容易脱离朝廷掌控了，又依附于河东，紧接着王处直上台，又靠向宣武。义武是个贫瘠的节镇，王处直从来没有想过能够真正自立，如果不依靠强镇的话。义武军就什么都不是。但就算要寻找靠山，找一个河北强镇岂不是比依靠外藩要来得更容易接受呢？说到底，义武仍旧是河北系中的一员！
当然，“河北人治河北”的理论只是一面旗帜，真的论到具体事情上，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王处直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仅仅因为这面旗帜就向卢龙倒戈，原因很简单，在他的认知中，宣武势大，卢龙势微。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究竟该作何选择。明眼人一望可知。
王处直虽然仅仅是怦然意动，但这么一点“意动”却已经足够让他接受眼前的事实，即放任姚记筑桥。除了上述原因外，让他做出这个决策的关键，还是利益。
好吧，既然这是生意问题，那就当成生意来谈。姚记想筑桥可以，我王处直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王处直还没张口，张公庆已经向他转达了李小喜的邀请，还是老地方，河边设宴。
“赴宴恐怕不行，袁招讨的人就在身边盯着呢，万一他以为某等私通卢龙，则大事不妙啊。东平王的怒火，咱们义武是绝计挡不住的。”王处直摇了摇头。
张公庆想了想，道：“大帅，不如这样，某请李小喜乔装入城，咱们当面商谈？”
这个主意好，但是人家会来么？王处直对此抱有疑问。
李小喜当夜就入城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姚记东主。李小喜和张公庆作为中间人，将姚记东主引荐给了王处直。一切都谈得很顺利，姚记东主表示，只要王处直不干涉筑桥，姚记将赠送义武军一批质量上乘的幽州兵甲。这批兵甲明面上是姚记所赠，但其实却出自统战处的特别军费。
王处直表示满意，但这还不够，他希望能够捞到更多的好处。
对此，姚记东主表示，在涞水上修筑三座木桥，以此征收的过桥费收益并不是很高，所以想要从中得到更多，姚记是承担不起的。眼看王处直就要发怒，姚记东主连忙补充说，但是——
一听“但是”两字，王处直的怒火被暂时压了下去。
姚氏东主说，但是，如果王节度能够将涞水到易县、易县到定州的官道交给姚记来修，他保证，每年向王处直提供不低于“这个数”的收益。“这个数”是多少，姚氏东主伸出了两个手指。
“两千贯？”张公庆动容了。
姚氏东主摇了摇头，笑道：“两万贯！”
王处直和张公庆同时倒吸一口冷气，李小喜则在一旁笑吟吟的喝茶。
义武军所辖易、定二州较为贫瘠，恒州又是战场，每年节度府征收的税赋折算下来，不到八万贯，仅仅修一条路就能获得整个节度府两成半的收益，令王处直和张公庆有些不敢置信。
姚氏东主解释说，如果仅仅是依靠修路来征收过路费，肯定达不到这个地步，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才成。其一，义武军不干涉、不察验在官道上通行的商旅，要保证商旅们的人身和货物安全；其二，义武军要通过民间渠道默认与卢龙之间的非战状态，为两镇的民间沟通和来往创造条件。姚氏东主进一步解释，只有这两个条件达成，义武和卢龙之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条官道才能真正“旅客如织、车马如龙”，换言之，以义武的贫瘠，只有依靠卢龙的繁盛才能真正“脱贫致富”。
王处直和张公庆都是聪明人，他们敏锐的从姚氏东主的话里抓住了两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