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皇帝的垂询，他也诚恳地说：“陛下，臣以为此次变故，湖广兵备沈树人所奏确属有理。张献忠并未能攻占、长期占领襄阳，只是派出了一些死士渗透入城刺杀。
这些人都不穿甲胄，兵器也是另外偷藏进城的。让朝廷大军负责排查这些刺客，属实有些为难。所谓术业有专攻，出了这种事儿，应该是王府护卫和地方典史、衙役捕快的罪责。
如果是发现了流贼渗透后、一刀一枪正面搏杀打不过流贼死士，导致城池陷落，那才是守军将士和督师督抚之责。”
崇祯原本其实也不太想严惩杨嗣昌，因为他已经通篇细读过了沈树人的奏请，看明白其中“张献忠谋害藩王，就是想陷害督抚、利用大明律法的空子让朝廷自毁长城”。
既然如此，崇祯也不傻，不能中了张献忠的计。
因此，只要皇帝不丢脸，有台阶下，就可以不杀杨嗣昌，最多只是训诫降职、降低待遇、罚俸，但是依然管原来的事儿。
待遇可以降，权力不能随便变，不能破坏剿贼大业。就像诸葛亮街亭兵败、贬官sān_jí，虽然挂右将军的头衔，管的还是原来的事儿。
崇祯对沈迅试探再三，见对方言辞恳切，有了台阶，这事儿也就暂时揭过。
然后他又召见了如今还只是兵部侍郎的陈新甲，也问了一番，陈新甲的意见也差不多，崇祯就决定等几天、风头过了再慢慢下论断。
（注：历史上陈新甲这时候已经是兵部尚书了，杨嗣昌都死了小半年了。但因为蝴蝶效应，设定陈新甲现在还是侍郎，要过一阵子才正式升尚书。）
……
然而，崇祯没想到的是，大明朝到了这节骨眼上，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破事儿永远不会少。
杨嗣昌走之前，把兵科的给事中都安排成自己人，但他不可能把六科的给事中，以及全部的科道言官，都安排成自己人。
杨嗣昌一派跟东林之间也有不少恩怨纠葛，所以很快就有一些不负责兵事的言官，也开始抨击杨嗣昌，外加不服“襄王贵王之死是刺杀”的定性。
也反对朝廷明确解释相关律令、明确“失地陷藩”的时间尺度。觉得“暂时被刺客渗透扰乱某座城池数日、就被朝廷大军赶回平贼”的情况，也该继续算“失地”。
“失地”怎么可以因为是被偷袭、是临时不差，时间短，就不算失地呢？一天都不行！
东林“众正”从来都是丝毫不允许有道德瑕疵的，原则问题哪能给个宽限期？
上书抨击得最狠的，是两名给事中方士亮、马嘉植——说来也巧，这俩人正好是历史上一年后弹劾弄死陈新甲的。
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陈新甲算是杨嗣昌的余党，那些历史上跟陈新甲不死不休的东林众正，自然也会是此刻最想给杨嗣昌上眼药的。
方士亮、马嘉植拼命拱火浇油，渲染“现在外面士林清议都在耻笑陛下执法不严，不能驾驭地方督抚，任由地方上随意降低守土标准、有辱我大明刚正誓死不退的威严”云云。
崇祯被闹得很没面子，不免又生出了杀杨嗣昌的心思。
如此局面，想帮杨嗣昌斡旋的沈迅也没了办法，他毕竟只是一个给事中，不可能跟其他一群给事中对喷，那也不是他的职责，如果表现太积极还会被怀疑——
言官的存在，价值就是查漏补缺，弹劾事务官，哪有言官主要火力是用来喷别的言官的？你是什么居心？
所以，只有受恩于杨嗣昌的兵部侍郎陈新甲，可以勉为其难在那儿苦苦支撑，却独力难支。
……
事情又过了三四天，总算出现了一些转机，主要是左子雄终于押解着艾能奇到了京城。
之前送信的是六百里加急，而押送囚犯不可能跑这么快。哪怕有骑兵快马兼程护送，比送信使者慢上一倍多时间也是正常的。
左子雄抵达京城这天，已经是七月底了。而战俘和流贼囚犯的事儿，当然归兵部管，所以左子雄就把人直接送去了陈新甲那儿。
陈新甲很郑重地亲自接见了如今才刚升参将的左子雄，显然是想从前方挖掘一些对杨阁老有利的素材。
他看了沈树人让左子雄随身携带的信件、以及听了左子雄自己的一些补充陈述后，才稍稍有些喜色，连忙确认道：
“哦？沈兵备在襄阳平息刺客时，还缴获了被刺客劫走的一部分襄王府、贵王府、及其他被害豪绅的家财？还一并押运了一部分到京城来？”
左子雄诚恳答道：“确如尚书所言，当时城中被杀藩王、豪门、富户逾数百，不过凡是没有阖门而丧、全族被灭的，沈兵备都找到了苦主，把被劫家财归还了苦主。
只有那些阖门灭绝的，没有苦主可以发还，才送来京城，理当上缴国库——不过，也不是全部，相当一部分粗重财物，主要是粮食、绸缎、布匹、器物。张逆麾下义子、贼将在破府后，就选择了直接发散给襄阳城内百姓，以收拢人心、招募新兵。
沈兵备怕强行把流贼发给百姓邀买人心的财物征收回来，会导致民心愈发向贼，也就默认了这一部分。具体该如何向朝廷澄清，就看陈侍郎定夺了。”
陈新甲点点头，知道这笔银子还可以操作，还可以想办法帮杨嗣昌在京城稍微疏通一下。另外，他也知道沈树人肯定自己也留下了很多，不会那么好心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