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的死，看起来有些突然。明明去年李自成都被削弱了一波，为何最后还是把孙传庭打得彻底团灭。
但只能说他命就是不好，那些导致军心士气崩溃的因素，都踩点到一块儿了——历史上陈新甲是去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死的，没拖到崇祯十六年的四月。
所以历史上陈新甲之死导致的明军高层离心离德，并没有踩到孙传庭李自成决战的时刻，黄台吉和李自成的配合度也没如今那么完美，孙传庭有小半年的时间慢慢把低落的士气奶回来。
实战当中，对士气这玩意儿的打击效果，关键就在于一个密集、集中，短时间内噩耗频繁爆发，直接把敌人士气打到归零，部队就瞬间瓦解了。
如果打击士气的消息来得不够密集，中间给对方反应时间了，不管是发钱还是紧急找部将们谈心讲话笼络，都是有可能奶回来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士气打击就成了无效输出。
另一方面，去年朱树人虽然在开封周边重创了李自成一部，但朱树人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在挖大明的墙角，
把开封总兵陈永福的剩余骨干精锐，连带着周王等人一起沿着汴水、颍川南撤到了信阳、凤阳、合肥一带。
要知道，历史上李自成的三攻开封之战，虽然也持续到崇祯十五年九月都没能破城、最后靠掘黄河淹城。但陈永福在开封不可守之后，依然是转移到河南其他地区，继续策应孙传庭，
并且在历史上崇祯十六年的孙传庭李自成决战中，帮助孙传庭力战到最后，直到河南明军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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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因为朱树人的挖角，陈永福的河南明军主力被提前拐跑到后方休整，间接落入了朱树人的影响范围，没有再去跟着孙传庭并肩作战。
所以孙传庭跟李自成的最终决战中，其实是去掉了一大块河南明军的战力，只能独力靠孙传庭自己的陕西明军孤军奋战了，兵败而死也就没那么奇怪了。
说白了，朱树人去年的河南行动，是同时削弱了河南官军和流贼，对流贼是以歼灭迫降为主，对官军则是以撤离保存实力为主。
李自成这边被朱树人端掉了李际遇、袁时中等河南新附流贼的战力，官军那边也被挖走了河南本地守军中最精锐的骨干，孙传庭在最终决战时的战力上，也就没比历史同期捞到什么便宜。
到了这一步，朱树人也知道崇祯必死，他也不希望崇祯死前汉人统治者和流贼之间再有过多互杀消耗，把人命节约下来将来打鞑子不好么。
所以崇祯早死，就早把李自成顶到那个左右为难的位置上，也让世人尽快看清李自成的真面目。
至于孙传庭，那是没办法，太久居高位了，地位比朱树人还高，那是当年干掉高迎祥的存在。哪怕后来朱树人干掉张献忠，那功劳也就跟孙传庭干掉高迎祥那件功劳差不多平级。
加上孙传庭太忠义，太死忠于崇祯，他不死崇祯也死不了，朱树人只好顺其自然。而其他只要地位比朱树人低、将来可以驾驭控制住的部将，如陈永福等，当然是能捞一个就捞一个了。
从此大明朝廷的力量，也没必要夹在流贼和鞑子之间了，所有的敌人都在北方这一个方向，不存在南北皆敌腹背受敌。
……
陈新甲是四月份死的，黄台吉的入寇持续了一个半月，从四月底到六月初。孙传庭的死，也是六月份的事儿，跟黄台吉入寇的尾声阶段差不多有交集。
梳理明白了这个时间线，就不难理解，当六月十八这天，朱树人把张献忠的石灰腌首级和一千片肉，外加报捷奏折，以及四川巡抚方孔炤、四川兵备张煌言等人的奏折，都送到京城时，崇祯是个什么心态的。
这个时间点，仅仅是孙传庭死后十天左右。
考虑到西安到北京的距离，孙传庭兵败身死的消息以六百里加急送到北京，路上还要四天。
所以崇祯也是刚刚才得到孙传庭死讯后的五天，接到的喜讯。
向崇祯禀报这个喜讯的，是新接任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就是两年半前，崇祯十三年时，跟朱树人在南京时有过交集的那个张国维。
当时朱树人为了推行厘金政策，在南直隶地界上必须找一个实权盟友帮着一起推，以向皇帝展示“南方试点各省都支持收厘金”。于是自然而然找到了张国维这个当时还在当南京户部侍郎的存在。
张国维后来在厘金改革推进上出力颇多，朱树人也暗中塞了他很多钱财，事成之后帮他运作，让张国维调到了北京当户部侍郎。
同时朱树人的父亲沉廷扬，那时也是在北京户部当承运司郎中，因功可以升迁，却没有合适的位置，就去南京补上了张国维空出来的缺，当了南京户部侍郎，后来再以此为跳板升的南京户部尚书。
这一套套的人事操作，可以说是比后世华盛顿的那些三界旋转门都玩得熘了，所以张国维跟沉家的交情是非常盘根错节的，
早在十几年前他当苏松巡抚时，就跟沉廷扬颇有交情，十几年官场互通有无下来，早已经是铁杆了。
另外说句题外话，这次的张国维接任北京这边兵部尚书，纯粹是属于历史的惯性，历史上陈新甲死后，就是张国维接任的。朱树人在其中并没有任何运作和介入。
而之所以历史惯性那么大，也是因为张国维这人算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