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穿越之前，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多年，就总结过不少快速跟文人套近乎的秘法。
对付前辈文人，你就是要投其所好，说他平生做的学问多么有指导意义，是自己的人生指路明灯。那对方就算原本对你有些恶感，听了这话至少也能扭转回七八成。
而且如果对方有多本著作，你还不能挑最畅销的来吹。
这种段子，在圈子里也是一再被人提及。
比如后世某知识二传手平台的创业者，就吹嘘过自己早年结交易中天的经历：当时，易教授已经靠百家讲坛闻名遐迩了，而他还只是个小出版人，听说易教授很难接近。
然后他独辟蹊径，说自己不是因为《品三国》而认识对方的，而是对教授某本早期作品推崇备至。对方立刻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引为知己。
因为一个人爆红畅销的著作，往往是被打磨地世故圆滑后、为了畅销而不得不说点谎、昧点良心、争取更大的受众代入感。在桀骜文人真正扪心自问时，往往并不以此为傲。
早期作品却灌注着一个文人的初心，是他不向销量折腰献媚前的思想体现，那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沈树人刚才跟张国维送礼套近乎，看似短短几句话。内中的心理学学问，却是深不可测。
轻轻松松就把一个四十多岁古代老江湖的内心拿捏了。
这不是张国维阅历不行，而是明朝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教程。专业算计业余，输得不怨。
而且，沈树人把话题引到“兴修港务、疏浚航道、安置漕民、开挖桑基鱼塘”之后，正好触及了张国维早年的老本行，两人越来越投机，很快就扯出两个问题。
首先，是张国维觉得大家那么知己，再收那么重的礼实在不好意思，有违朋友之道——这不是他虚伪，而是真心觉得觉得不能坑沈家太多钱：
“贤侄对水利航运也非常精通嘛，老夫这《吴中水利全书》，能启发贤侄的地方，实在不多，当不得如此盛誉，这重礼受之有愧。”
沈树人闻言，也非常恰到好处地补充了一个理由：“世伯，书是死的，人的学问却是活的。小侄与家父日后不仅要靠推广刻印世伯的著作、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一旦遇到了之前没经过见过的疑难，还得向伯父咨询呢。世伯公务繁忙，若是不收下这些薄礼，日后咱都不好意思耽误世伯拨冗指点。”
这话一摆，那就不仅是送“版权费”，还包括“咨询费”了，张国维都忍不住有些飘然。
双方越聊越投机，又自然而然提到“每年安置五六万漕民”所需的巨大开支上了。张国维早年在三吴兴修水利，对筹款摊派是最熟的，就建议沈家考虑鼓励本地豪绅一起出点力。
沈树人等的就是这句话，张国维提出后，他立刻打蛇随棍上：
“世伯所言深合常理，如今百姓困顿，天下凋敝，朝廷要做点什么事情，确实不能再指望正税拨款。
尤其是京城那边沆瀣盘剥，凡是经过朝廷征收再下发的银子，最后能得几成实打实用到刀刃上？没出京城怕是就被扣了三成甚至一半！
咱南直隶还算富庶，想做点事情也还能做，关键就是要鼓励豪绅‘本地人缴银子花在本地’，不让京城户部盘剥，若能确保如此，想来豪绅也能懂点道理，不至于抗税！”
张国维刚才一直表情轻松，听沈树人说到这里，他也忽然有点酒醒了。
连安排在他左右倒酒布菜的柳如是、顾眉，他都目不斜视了。
他谨慎地捋着胡须，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老夫也算在户部厮混，虽然不在京城，却也有京城的朋友跟我透些消息。贤侄此言，可是意有所指？听说令尊去年腊月，就曾被陛下多次召对，可是为了那事儿么……”
沈树人看了一眼左右几个女人，脑中飞快思索了一下，觉得后面要说的这些话，还是没必要避人，这样反而还显得坦荡。
毕竟他要先跟张国维讨论厘金政策的利害，这些学术性的话题，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等聊到利益分配、仕途前景时，再把这些女人支开也不迟。
于是，他刻意坦荡地从左侧刚才还在唱曲的李香君手中，接过一杯酒，又从右侧的卞玉京筷子上，大大方方吃了一口红焖龙筋，这才说道：
“世伯不愧是关心国家大事之人，不错，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议过厘金之法，家父也曾被陛下问起。
小侄以为，如今国家多难之秋，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就是要围堵流贼，确实该法外加税。而征收厘金，是让本地人安心、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
小侄也知道，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会落下天下骂名，被士林豪绅唾弃。但苟利我大明江山，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何况区区荣辱！”
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
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内容无需再赘述。
张国维老成持重，大致听完后，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许久，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大而化之的问题：
“贤侄，你以为，我大明以田赋立国，不重商税，这个基调可曾有错？”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还是崇祯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也反思得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