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信的葬礼，李泰也是全程参与。而在葬礼的过程中，他也越发有感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感觉在之前的宇文泰葬礼上还不是很明显，一则宇文泰有着前任霸府首领这一身份，凡所参礼众人也都没有太浓厚的情感流露，二则那时候李泰还没有进行太大的改革动作，存在感不如今时这样强烈。
前后两场葬礼间隔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时局前后所发生的改变却是巨大的。独孤信本身就人缘极佳，再加上朝廷给其规划的葬礼规格并不逊于之前宇文泰，参加葬礼的人员更有过之。
许多时流并不是与独孤家有着密切往来的亲友，也并没有被安排在送葬队伍中，但也都自发的跟随在队伍后方，步行跋涉几十里的跟随送葬。
李泰注意到这些自发跟随的多数都是鲜卑武人，之所以一眼认出，不只是因为鲜卑人天然在外貌上与汉人的差别，更在于这些人的冠服多是镇兵风格，系颈的风帽，窄口的袴褶，还有防风沙的罩衫，以及鲜卑人标志性的编发。
拓跋鲜卑旧称索头，故而被南朝蔑称为索虏。索就是指的发辫，满头编发便是拓跋鲜卑的装饰风俗。孝文帝太和年间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移风易俗，许多鲜卑的礼俗也就此被抛弃。但北镇作为旧日平城周边的镇戍所在，许多鲜卑习俗也就此得以保留下来，并随着镇人南迁再次进入内地。
之前宇文泰在世的时候，为了篡位、也为了调和国内的胡汉矛盾，进行了很多礼法文化和制度上的糅合交融。
但他进行这一系列改变的目的却并不是要完全的进行胡汉融合，而是为了消除关西汉人对于他这个外族统治者的抵触，所以很多政策看起来就有点矛盾别扭。制度上去追求一个换皮周礼的六官制，但又强调一个氏族部曲的服从性而大赐胡姓。政策上的摇摆横跳，为的是营造其宇文氏凌驾于胡汉群体的超然性。
李泰如今上位，自然不需要再像宇文泰那样费尽心机的搞什么小动作，像是六官制这种本就名大于实、实用性不高的改革，更是直接的明令叫停。而在其他一些礼俗方面，虽然并没有作什么明文规定，但也不再像宇文泰时期那样别扭的张扬胡风。
就比如宇文泰和独孤信，以及宇文毓与王雄等诸死难大臣的丧礼，都是用的汉家礼俗，不再特意安排什么胡风的元素。
今天的送葬礼仪便俱依汉礼，当然时下所谓的汉礼其实也已经是胡汉礼俗交融的结果了，毕竟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北方胡汉交融杂处也已经有两百多年，无论彼此间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么长的时间，无论接不接受、彼此都会互相影响，也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了。
只不过镇兵这一个群体作为北魏汉化的滞后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一些尚未被同化、仍然充满地域色彩的礼俗。
不同于汉礼的庄严肃穆，鲜卑礼俗多少有些躁乱喧闹。像是鲜卑丧礼中多有吉凶杂乐并用，歌谣鼓舞送终，主打就是一个热闹。
还有骑士奔马前后望探、呼喝歌唱，据传乃是旧年北镇所在并不安稳，常有战斗发生，为免送葬途中遭到敌对势力的袭扰伏击，故而安排斥候警戒，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也渐渐转变为一种礼俗。
这些自发随行送葬的鲜卑武人们在刚刚离开长安的时候，也是按照北镇旧俗载歌载舞，与整支送葬队伍沉重肃穆的氛围很是不大。还有随行的官员入前询问请示是否要将这些躁闹之人逐走，被李泰给摆手制止了。
一则他也清楚鲜卑人送葬是有这样的礼俗，这些人并不是在故意捣乱，二则一旦动手驱逐的话，难免会给葬礼蒙上一层不和谐的气氛。
随着送葬队伍的前行，因为彼此间差别明显的氛围，以及同样明显的体量规模，那些鲜卑武人们也渐渐有所收敛，不再去刻意张扬那些旧俗，也开始学送葬队伍中人一样肃穆而行，躁闹的氛围同样转为沉重，有一些已经年龄不小的镇人用着苍凉的语调高唱起曾经流传北镇的鲜卑歌谣，唱着唱着，已是潸然泪下。
这世上不只生命会消亡，其他的事物也会。诸如某些风俗和传统，或许未必会戛然而止，但当你偶尔想起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已经许久不见。
后三国是一个动荡的世代，也是一个交融的世代。当李泰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便已经开始思考胡汉交融的问题。
可当他真正成长为能够掌握时局命脉的强力人物的时候却发现，起码在西魏政权中这个问题不成问题。
在西魏上层的政治结构当中，胡汉身份并不是政治资源分配的主要原因，地域、文武、亲疏等等哪一个因素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差异都要超过了族群。
而在中下层的社会生态当中，鲜卑武人这一群体存在感越来越薄弱，关中府兵已经成为了主流武力担当。至于民间乡里，不管你是汉是胡都得安于耕织、缴纳租调。
就如同那些自发随从为独孤信送葬的鲜卑武人一般，只要同路走下去，被同化、被融合已经成了必然。
可如果还要一味强调这一身份而标新立异，既然不相同道那就ròu_tǐ消灭。所以哪怕胡汉矛盾比较深重和激烈的北齐政权，当晋阳武装覆灭之后，这一矛盾便也不复存在了。
诸如宇文泰这种出身胡族的首领，或者高欢这种一定程度上代表胡族武装利益的首领，需要去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