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康到达伦敦的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西装笔挺的罗伯特开着那辆复古的jagua载我们驶过geat 大街，午后的泰晤士河一片波光粼粼。罗伯特年逾六旬,头发银灰，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老派绅士的优雅。他是杨康他们家在当地聘请的管家,平时主要和几个花匠、仆人一起帮他们看管在英国的房产。路上，他问我们在英国的行程安排,杨康说明天会去布莱顿,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先去北伦敦看场球赛。
“啊，阿森纳！我看他们的比赛已经60年了，他们是有过一些辉煌的时代。”罗伯特说。他又象征性地谈论了几句那个“辉煌的时代”便恰如其分地停止了这个话题。他没有提俱乐部近年来的困境，或许他觉得,不管是对于一个豪门公子来说,还是对于一个球队支持者来说，再深入这个话题都是不合适和不礼貌的。
我们在哈默史密斯大街一路向东行驶，又沿富勒姆路向南走了几分钟，来到了切尔西区。罗伯特把车停在一条林荫道的尽头，下车帮我们打开车门。我挽着杨康的手臂走下车来，随他穿过一座幽静的花园，便见那座庄园别墅矗立在一片宽阔平整的草地上。
这座别墅是典型的欧洲古典风格，门厅外有一个高高的柱廊，厅口竖立着两根花篮柱头毛莨叶装饰的柯林斯石柱。推开那扇精雕的大门，一个巨大而华丽的厅堂映入眼中。对面两座铺着暗红织锦花纹地毯的环形楼梯直通二楼，头顶一座灯池，一架偌大的花枝形吊灯和几盏雅致的小灯镶嵌其中。厅左厅右各有三扇花纹勾边的拱形窗，窗上皆垂着波形抽褶的罗马窗幔。穿过楼梯的拱廊向前是一个会客厅，姜黄色印花的墙壁上挂着十几副以雕花镶金的画框装裱的油画。厅中是一组同色系的沙发和一个垂花浮雕的橡木茶桌，桌上整齐地摆了一组银器和几盏骨瓷杯。沙发的背后是一座壁炉、两盏立式台灯和几件白色的雕塑工艺品，对面则是一面落地玻璃墙，拉开窗帘，后花园里一派葱郁的景象。我站在窗前，望着满眼的绿意，心想杨康同他的家人兴许就在那边的露台上喝着红茶度过了许多悠然的下午。
我这样想着时，杨康竟然真的端给了我一杯红茶。我捧着那盏纯白的骨瓷杯，心中忽然局促了起来。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杨康端着茶杯回身看了我一眼。
“有点。”我低头抿了口杯里的茶。
“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也觉得很别扭，感觉就像是走进了哪个博物馆的遗址，晚上去厕所时总觉得会遇见乔治三世和爱德华六世的鬼魂。”他笑说。
我也笑了笑。
“其实一开始这里根本不是这副鬼样子。那个女人为了讨老头子欢心，特地请了一个很有名的法国室内设计师来装修。”他说。
我知道他口中的“那个女人”指的是他的姐姐杨敏之。
“那设计师其实挺有才华的。他起先将这里设计成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还加入了许多十分前卫的理念——坦白说，我挺喜欢的。可惜老头子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当代艺术。那天他刚一进门就拉下了脸来。那设计师见状连忙跟他讲起了超现实主义的理念。老头子听了没两句就一声不吭地抡起手里的高尔夫球杆将面前的陶瓷半身像打碎了。他对那设计师说：‘我看起来像一个说唱歌手吗？’设计师唯唯诺诺地不敢说话。老头子便说：‘我再给你三周的时间，要么把这里恢复成我想要的样子，要么立刻给我滚蛋。’那设计师当时脸都绿了，从那以后再没有接待过中国的客户。他说中国人全都是些没有品位的暴发户。”他朗声笑了起来。
我并不觉得这个笑话有多么好笑，想来有些玩笑只有在某个圈子里才会显得好笑，圈子外的人也跟着一起说笑难免会给人一种装模作样的滑稽感。不过我并没有这么告诉他。我总感觉，在我推门走进这座城堡一般的别墅时，或者在更早的时候——比如当我跟在他身后从希斯罗机场的大厅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莫名地在他面前拘谨了起来。就像，那个从兔子洞里不小心闯进另一个国度的小女孩，一下子迷失在了一个虚幻遥远的梦境里。
下午，杨康陪我去埃米尔球场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随后，他又带我去了斯特兰德大街吃晚餐。我们来到那座餐厅时已经接近6点半了。杨康走下车来，把车钥匙交给泊车的门童，向我弯了一下右手臂。我笑了下，挽上他的手臂走进大厅。
这座酒店餐厅是一栋爱德华时代的建筑，上个世纪初时是伦敦有名的风月场，据说许多贵族名流都曾光顾过，期间几经易主，几次翻新，唯一没变的却是这种奢华优雅的气质和精雕细琢的古典风情。
杨康预定的是一个临窗的位置。桌上摆了一盏银烛台和两组细瓷餐具，壁灯的光洒下来，瓷器边缘泛起一圈暖黄色的淡淡光芒。我在杨康对面坐下，转眼望见高高耸立的大本钟和泰晤士河畔流光溢彩的风景。
我翻开餐谱时才发现这家餐厅供应的居然是法餐。
“还以为在这里能吃到英国美食呢。”我说。
“英国美食？你指的是土豆、炸鱼和司康饼吗？”他笑说，“你知道全世界就只有英国人在吃饭时会说‘别介意’而不是‘用餐愉快’。”
我抿嘴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侍者将利口酒端了上来。
那几个人是在我们刚刚喝完餐前酒时走进大厅的。杨康放